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孔子、王阳明、曾国藩(半个)。
王阳明（即王守云）(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是一位深通兵法的军事天才，多次在国家出现内乱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叛止乱。他以文官掌兵符，上马治军，下马治民，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做事智敏、用兵神速、护国安民、力挽狂澜，堪称国士无双;他又是一位诗文高手、书法大家。
王阳明一生的命运十分坎坷。不过这也使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人称“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人格理想。
王阳明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彻底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学。
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孙中山
王阳明对儒学所做贡献同德国的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贡献一样深刻;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唯有王阳明一人。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美]杜维明
第五章 龙场悟道
（接上）
龙场顿悟是王阳明最传奇的经历，是他一生思想发展最重要的转变时期。
顿悟，实际上是佛学术语，指的是短期内智慧突然急剧增长。但并不是毫无根基的快速膨胀，而是在长期人生阅历、读书学习和深刻思考基础上的爆发。
王阳明从年少时就立志做圣人，苦读儒家经典，拜访娄谅等名师，欲格物以致知，还留下了“阳明格竹”的佳话;三十一岁寻师访道于九华山，后来又在阳明洞中静坐修炼悟道;来到贵州龙场后，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读书、思考。这些磨难和经历让他内心的力量得到催生、成长，思想也不断臻于成熟。充满磨难与挑战的龙场生活经历，对他心学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大大催化了他思与悟的过程，完成了圣贤人格的自我塑造。
在他的心学理论中，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正如佛教教义中所说，众生皆有慧根，故众生皆可成佛。王阳明心学则指出了圣贤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人人皆可成为圣贤。因为心即理，人人内心皆存在着良知，皆有圣贤潜质。每个人都能通过自我砥砺进入圣贤境界。这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非假外求”的现实意义。
龙场顿悟使得王阳明如脱胎换骨一般，成长为一位中国思想史上的重量级哲人;而龙场也因王阳明而名扬四海，被人们誉为“王学圣地”。天下的阳明心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粤闽和北方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欧美的王学，都以贵州龙场为起始源头。
这个时候，王阳明也许会想起年少时遇到的那位相士。
当年那位相士对他说:“你记住我的话，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如今，王阳明已经三十七岁，胡子长到了心窝，此时结了圣胎吗?也许，现在他已可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向着大师级哲人迈进了。
贵阳讲学，语惊四座
就在这时，都御史王质特派人到龙场驿凌辱、挖苦王阳明，还克扣他的粮饷。
王质早年在朝廷担任御史，熟悉王阳明的情况。王阳明到龙场驿任职后忙着种粮种菜、挖洞筑房，忙着读书悟道，忽视了官场上的那一套应酬规矩，加上又闹出了一些动静，王质就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来到龙场驿站。这群人来砸场子时，王阳明正在给大家讲课。他们训斥王阳明不识好歹，并作势要揍王阳明。王阳明不动声色，大家却怒了。双方开战，当地人人多势众，来砸场子的人被打得抱头鼠窜。
王质大怒，当时就想调动军队，但又改变了主意。他命令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应奎督促王阳明必须向他道歉。这位毛副使也是浙江余姚人，算是老乡。此前王阳明还曾为他写过一篇《远俗亭》。于是，毛应奎就给王阳明写信晓以利害，要他向王质道歉，哪怕就是写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阳明沉思片刻后拿起笔来，给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应奎写了封信，信中说:“本地人殴打官府派来的那群差人，并不是我王阳明指使的。那些差人仗势欺人，相信也并非是官府指派的本意。我也没有指使大家去打人，更没有对官府有任何不敬，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要追究，那请转告他，王某在龙场什么磨难没有遇到过?几乎一日三死，再大的事对我也不算什么。王某虽是遭流放的官员，也应该得到尊重。”
据说，这封信一发出，知府当下惭服，立即给王阳明送来了米、肉，还派人来替王阳明劈柴担水。王阳明明确表示拒绝。当地官员又改送金帛、鞍马，唯恐阳明先生不开心。王阳明只收下了粮米柴炭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的奢侈品一律敬谢不受。因为自己是被朝廷放逐之臣，要那些会很不好听，也不太合适。
此时的王阳明博学精思，才识卓然，当地秀才、官员纷纷登门求教。
正德四年(1509年)，一个官员来到了龙冈书院。这个人叫席书，字文同，号元山，四川蓬溪县吉祥乡人。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相当于省教育厅副厅长。
据说席书来到贵州也是有目的的。他在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任上时，云南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灾情严重，人心惶惶。朝廷派南京刑部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的调查结果是当地政府荒于政事，救灾不力，导致天灾酿成人祸，于是上书朝廷，请求罢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对此，席书认为云南发生天灾，责任不在云南，而在朝廷，结果把朝中权贵们全得罪了。于是，他就被打发到这贵州来主管教育。不过，他倒无所谓，既来之，则安之。比王阳明大十一岁的席书希望能为贵州教育做点事。
当他听说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的事情后，立即亲自前往龙冈书院。席书在京城时就听说过王阳明，知道他致力于圣人之学。席书对此也有一些心得，更有一些困惑，正好前来切磋一番。
席书当年在京城时与王阳明是同僚，在龙场相遇自是十分感慨。他耐心地听了王阳明的课，通报身份后向王阳明提出一个问题: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区别在哪里?哪一个的理论更正确，更值得学习?
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烧脑问题。要知道大明王朝都是崇朱非陆。而王阳明的理论都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观点。如果尝试讲清楚的话，必须找好切入点。
王阳明淡定地回答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句话是他在龙场顿悟而得，凝聚了他半生的心血。这边的席书闻听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闻所未闻的观点啊!圣人还能自己修成，那岂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了?
然而，这句话却也如当头棒喝，很有启发性。席书回去后反复思考王阳明的这句话，又有很多疑惑。于是他第二天又到龙场来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以禹和稷为例，切磋一番后，席书得到了还算满意的答复。之后席书又带着感悟和迷惘回去琢磨。过了两天他好像又找到新的破绽和理论盲点，感觉说服力还差了点，于是又到龙场与王阳明辩论。
王阳明从“知行”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陆九渊的不同。他说:“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
席书又问了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的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知。”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知?”王阳明回答:“真知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在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和王阳明反反复复有过几次深入交流后，席书终于领悟到了王阳明开始对他说的那句话的所有背景和真正含义。席书激动得含泪感叹道:“没想到今日能重睹圣人之学!"
在通透彻底的大智慧面前，席书真正对王阳明的心学感到心悦诚服，越发相信王阳明确是少见的天才人物，也是自己一心想要寻找的最好老师。于是他马上命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礼聘王阳明担任贵阳书院的总教习。
《阳明祠碑记》对此有记载:“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阳始也。”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四个字:“知行合一。”当时的人多是依据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想把世间万物的一切天理都“格”个清楚后再去实践。这种思路既不可行，又徒耗时间和精力。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实际上也就是贯彻“心即理”和“事上练”的思路:天理既然都在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用实践来验证，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
这种思路的前提是“心外无理”。它假定了世间一切天理都已在心中，不必再去寻找外在天理，而是重在行动，重在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心中之理。这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心学理论的重要特质。
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王门弟子徐爱来到了贵阳书院看望恩师。
王阳明感到了他乡遇故知的意外之喜。三个月前，正是三年一度的会试之期。在京城，徐爱考中进士，取得了二甲第一百一十三名。他从京城奔赴贵阳，这一路需要近两个月时间。
徐爱就“知行合一”当面向王阳明求教:“当今很多人都知道事父当孝，事兄为悌，可事实上还是不孝不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知跟行是两件事吗?”
王阳明的回答为:“这是因为知行被私欲蒙蔽，而不是知行的本体。从本体上讲，知行是一致的，所谓知而不行，其实就是不知。圣贤教育人们知与行，就是要恢复知与行的本来面目，不是简单地告诉你如何去知、如何去行。”这里说的本体，就是本来面目，而不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王阳明强调的是知和行的本体是一致的。
他对“行”还有一个特别的定义:“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起心动念就是“行”。爱慕美色跟厌恶臭味也算“行"。“孝”和“悌”也是这样的。光说知道并不是真知，实践中做到孝悌才能说明知孝悌。因此做不到就不是真知，真正的知就是能做到。知和行其实是一个整体。
徐爱一听很有道理。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古代圣贤为什么要把知、行分成两个呢?是希望人们有意识地对知和行分别加以研究吗?”
王阳明一听，点头答道:“古人为什么要把知行分开呢?是因为有两种人，一种人冥行妄做，不求甚解;一种人好说空言，不去躬行。所以，将知和行区分开来，是古人为了补救偏弊，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果真正领会了知与行的含义，一句话就能说清了。现在人却把知与行当成两件事，以为一定得先有知，然后才能行动。我现在如果只讲述讨论如何做知的功夫，等到真正知了才去做行的功夫，那就会让人终生不付诸实践，也终生一无所知。这种弊病由来已久了，我说‘知行合一’正是为了对症下药。”
知与行的本体就是这样。如果掌握了知行合一的要领，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个也不妨事，本质上它们还是一回事。如果没有领会这个宗旨，光说两个是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处呢?只是些无用的空话、大话。
徐爱闻听，顿然领悟。王阳明就是针对当时言行不一的虚矫时风来强调知行合一的。
知县庐陵，事上磨炼
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王阳明结束了三年贬谪期。在贵州多名官员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担任的第一个正式官职。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那么王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是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的呢?
江西庐陵是个人杰地灵之地，出过欧阳修、文天祥、解缙、杨士奇等众多名人。
可是，按照当时官场普遍的看法，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算是个民风强悍、盛行告状之地。前任吉安知府许聪任职三年，身心俱疲。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如果非要让他在地狱和庐陵中选一个，那他宁愿选前者。在他眼中，庐陵是个是非之地，无休无止的缠讼让他简直抓狂。
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先在庐陵县内上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层层上访。许聪声称，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令他生不如死，度日如年。后来许聪要求朝廷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效法一下汉朝的酷吏，整治民风。他采取严厉的手段，将告状人关进监狱。可是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有喝。最后许聪让越级上访、告到京城的当地乡绅给告倒了，朝廷将他下狱论罪。
现在，这个烫手山芋留给了王阳明。王阳明下车伊始，县府里的师爷幕僚们就告诉了他当地好讼的民风。这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鱼龙混杂，是非极多，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对此，官府只能采取高压政策，狠刹这股风气。
王阳明却不以为然。自古“民不与官斗”，民众好讼肯定是有他们的理由。毕竟平民百姓相对官府是弱势群体，他们时常找官府麻烦，那问题肯定出在官府。那些老于世故的幕僚私下偷笑:看来这位县太爷还只是一介不知道庐陵刁民厉害的书生，太嫩了点，吃吃苦头就明白了。
很快，庐陵的百姓们在新知县上任第一天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式的“震撼教育”。王阳明开府办公的第一天，庐陵上千名老百姓呼啦啦全都涌到了大堂前，大家齐刷刷地跪下，强烈要求新知县减免赋税。
王阳明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显得不慌不忙，气定神闲。他和颜悦色地问大家为何认为赋税很重。于是几个能言善辩的带头人便告诉他，这庐陵县是山区县，本来赋税就很重，这年朝廷还下令庐陵县上贡本地并不出产的葛布，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他们绝不会缴纳葛布的税。
王阳明闻听居然还有这等事，便转头问几名幕僚:“葛布果真不是本地所产?"
葛布就是用葛的植物纤维制成的织物。幕僚们点头，称本地并不出产这种粗布。王阳明看了状纸，又看了案宗，发现这确实是一项莫须有的荒唐税收。于是，他立即当面答应庐陵百姓，自己会要求上级官府取消不合理的赋税，包括这个葛布税。百姓们半信半疑地起身离开了。
接下来，王阳明找来县衙小吏，详细向他们询问庐陵赋税的来龙去脉。这些人告诉他，庐陵赋税三年前还没有这样高，自打来了位镇守中官-朝廷税务专员后，庐陵的赋税就翻了三番。这位朝廷税务专员是位姓王的宦官，平时就住在吉安府的豪宅里。
王阳明意识到这个姓王的宦官可能是各种不合理赋税的源头。于是，他就给吉安府知州写了封信。他说自己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在别的地方赋税都在负增长的时候，庐陵县却呈直线增长。他仔细看了赋税名录，发现有些东西本地根本没有，却还要收税。他还听说，以镇守中官为首的收税者来庐陵像是土匪抢劫一样。于是他不禁心生疑惑:这些赋税是上级官府，甚至是朝廷明文规定的，还是吉安府规定的?交税的日子马上要来了，可最近庐陵发生了旱灾，瘟疫又起，如果再强行收税，他担心会激起民变。他最后说，自己对于这种收税的事真是于心不忍，而且势不能行。如果上级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他可以请求辞职。
姓王的宦官看到了这封信，颇感尴尬，冷汗直冒。他深知，这王阳明过去可是连刘瑾都敢冒犯的刺头，不好对付，加之有些赋税确实收得不合理，激起民变可不是好玩的。王宦官便向吉安府知州说:“我看这庐陵的赋税可能是有些问题，暂时先免征吧。”
于是，王阳明向庐陵百姓们宣布:“本县决定免去不合理的葛布税，同时以往积欠的赋税也一律免除。”这项决定顿时让庐陵全县老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人们纷纷庆贺来了位青天大老爷，很多人甚至痛哭流涕。
然而，免征赋税虽是大得民心之举，却并没有消除当地人喜讼缠讼的习惯。
这庐陵民风既淳朴又强悍，当地老百姓只要发生一点冲突就要告到官府。历任知县为此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不刹住这争讼之风，别的什么都不用干了。王阳明关起门来苦思良策。这位心学大师自小就是个鬼点子特多的机灵鬼，这点事其实难不住他。很快他就出手了。
针对当地县民爱打官司的习惯，县府发布公告说:“今后你们如果再告状，要遵守以下几点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可以和对方协商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人违反这三条，本县不但不受理，对于故意违反的人还要予以处罚。”
显然，王县令这是给告状设了个门槛:必须简明扼要，节省时间和精力;必须是双方协商不好非告不可，才能来打官司，不能让一些芝麻小事来虚耗公共资源嘛。
于是，告到县衙里的案子一下少了许多，王阳明的耳根终于清静下来。他调阅了一下本县县志档案，发现庐陵县自明初洪武皇帝时代就有争讼缠讼的习惯。为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时的地方官员就让民间德高望重的“乡贤”长者来做里正，充当仲裁者，专门裁决民间纠纷。这些乡间长者有道德权威，说话有人听，还有鞭打顽劣败德之徒的权力，谁不服管教，擅自越级告状，将受严惩。正是这些基层仲裁者发挥了作用，于是民间争讼之风大减。
王阳明对此大为赞赏，决定重新实行这种保甲里正制度。他慎重地选聘里正三老，由他们负责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导，从基层开始移风易俗，纯化民风。通过三老的劝导和仲裁，乡间大部分纠纷矛盾得到解决，不断有人来县衙撤诉，原本堆积如山的案卷逐渐减少，庐陵民风也为之一变。
后来，庐陵暴发瘟疫，一些人就把家里染病的亲人遗弃在野外，任其自生自灭。王阳明得知后愤怒不已:“这样做还是人吗!”他忍不住又写了篇布告说:“天灾虽难避免，但我们要适应它。你们怕传染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他们虽因瘟疫而死，但实际上是死于亲人抛弃。所以瘟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人心也染上瘟疫，就会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要遭天谴的啊!要消灭瘟疫，就要先用你们的心来治。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不必外求，只要让你本来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给亲人，瘟疫自然会消退。”
于是，王阳明又恢复了嘉奖善行、惩戒恶行的旌善亭和申明亭“两亭”制度。他要求庐陵各乡村都要设立这“两亭”。旌善亭是红榜:凡是热心公益、助人为乐、有功于朝廷和地方的人，就在旌善亭张榜表彰，弘扬正能量。而申明亭是黑榜:凡是当地有偷盗、斗殴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布，目的是警诫他人。这些就是王阳明扬善去恶、激浊扬清，改造人心、转变民风之举。
王阳明还经常到县里各处进行巡视。在庐陵县城视察时，他发现庐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狭窄，又没有砖墙相隔，一旦失火将是灭顶之灾。于是，他就发出命令，要那些临街民居退后三尺，以拓宽街道用来做防火带;店铺退后二尺，做防火巷;每户出一钱银子，用来为临巷道的房屋建砖墙，隔离火势。
尤为神奇的是，他到庐陵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于是他吃斋一个月，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于他的诚心真的感动了老天，一个多月后，一场倾盆大雨降临庐陵。这或许是碰巧，或许是传说，但也说明王阳明在任庐陵县令时，是真正用心做事了。
王阳明在庐陵县只待了七个月。这七个月里，他一共发布了十六道告示，一举革除了当地一直未能解决的政事积弊，把庐陵县治理得井然有序。
（待续）
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有两个重要点，就是“心即理”，“事上练”。很多人对“心即理”不理解，每个人的内心中其实都有一杆秤的，心中的那杆秤平衡了，内心就舒服了。对于小人来说，如果心中那杆秤向自己的利益倾斜，内心就会暗暗高兴。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心中的那杆秤向他人的利益倾斜，内心就会不满或愤怒。
迷失自我的人，不知道自己内心中有一杆秤，他用外界的或世俗的标准来作为标准。他努力让自己达到世人的标准了，但他发现内心不平衡更严重了。
一位找我做咨询的40岁女性，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她扔给外公外婆抚养，外公外婆就相当于她心灵中的父母，她跟真实的父母其实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她很害怕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只宠爱妹妹，丝毫不关心她。她很讨厌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母亲的负能量很重，对谁都没有好脸色。这不是她讨厌母亲的最重要原因，最重要原因是母亲间接地逼死了她的外公外婆。
她的母亲很讨厌她外公外婆，外婆患病之后，为了不连累她母亲而上吊自杀。外婆去世三年之后，她外公在身体好好的情况下跳河自杀，得知她外公自杀身亡的时候，她母亲居然幸灾乐祸，说死得好。她内心感觉母亲已经没有了人性，成为一个冷血的魔鬼，她准备跟母亲断绝一切联系，但她的一帮亲戚群起攻击她，说她不孝，她陷入矛盾焦虑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标准去做？还是按照那些亲戚的标准去做？
她应该按照自己内心中的标准去做，这就是知行合一。
她跟外公外婆的感情很深，她妈妈相当于谋杀了她的外公外婆，所以她很恨母亲，她要跟母亲断绝来往，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这样做，她就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外公外婆。
她那些亲戚只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感受，所以她不能按照亲戚们的标准做事情。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相互理解的，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但自己要理解自己，自己要对得起自己，这就是“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