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埃本·亚历山大）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1976年，我从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主修化学。1980年，我在杜克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医学院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
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帮助治愈病人，更多地了解人体和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我生命的召唤。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然而，在2008年11月10日，我54岁的时候，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我突发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7天。
我的经历使我相信:身体和大脑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消失，即使人的躯体已经进入坟墓，他的意识体验并未终止。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爱我们，注视着我们:上帝还注视着宇宙及宇宙中运转的一切。
我相信，我所到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真实，是因为与那里相比，我们现下的生活才更像梦境。这当然不是说我不珍视现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之前，我更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因为我看到了生活真正的来龙去脉。
我想，既然我被赋予了了解“生命在身体和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再继续”的特权，那么，将我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就是我的使命。
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却未能找到相信理由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及其中所蕴含的信息，真诚地献给这些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接上）
一个人应该去追求真理，而不应该只是想当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一1955)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会做关于飞翔的梦。大部分的梦境中，我会站在夜幕下的院子里，仰望星空，忽然之间感觉自己开始飘浮起来。刚飘起来几英寸的时候，似乎是不由自主的;但很快我就发现，飘得越高，这个飘浮的过程就越依赖于我自己，依赖于我自身的反应。如果因为这个过程而过于兴奋、神魂颠倒，我就会狠狠地坠回地面。但如果沉着冷静、泰然自若，我就会往上飞得越来越快，直抵烂漫星空。
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狂热地迷恋飞机、火箭这一类东西，它们可以让我脱离地面世界进入更高空间。幼年时的那些梦或许就是这种迷恋的原因之一。和家人一起坐飞机的时候，从起飞到降落，我会一直把脸紧贴在飞机舷窗上。1968年夏天，我14岁，我用帮别人修剪草坪挣来的所有积蓄，参加了一个滑翔机培训课程。上课的地方就在我成长的那个小镇--北卡罗来纳温斯顿-塞勒姆。教练是来自草莓山庄的格斯·斯特里特，停机坪则是镇西一块草皮荒芜的空地。直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拉动那个大大的樱桃红色把手、将连接自己和拖曳机的绳索松开、滑翔机斜冲出去的时候，我的心猛烈跳动的强烈兴奋感。那是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独身一人的自由感。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曾在汽车里找到这种感觉，但对我而言，离地上千英尺的滑翔机带给我的激动比他们的何止强烈百倍。
20世纪 70年代，我参加了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跳伞(或曰“高空跳伞”)队。
我们似乎是一个能感知特别的秘密、拥有神奇力量的群体，队员之间甚至有一种隐秘的手足情谊。我的第一跳令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第二跳的恐惧比第一跳更为强烈。到我第12跳，当我走出舱门、在打开降落伞前自由落体上千英尺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十秒时滞”)，我有了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大学期间，我完成了365次跳伞，积攒了超过三个半小时的自由落体时长。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与其他队友空中拼接队形的过程中完成的，最多的时候我会有25名队友。尽管在1976年我告别了跳伞运动，但我继续在栩栩如生的梦里享受着跳伞运动，而且这些梦总是让人感到愉快。
跳伞的最佳时刻在傍晚，也就是太阳开始西沉到地平线的时候。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在这一时刻跳伞的感受，那是一种与你无法名状的、却在内心深处极为渴求的某种东西越来越接近的感觉。那种东西不能说是孤独，因为事实上我们跳伞的方式跟孤独并无必然关联。我们经常五六个人一起跳，有时候也会多达十人以上;大家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组成队形。人越多就越有挑战性，当然也会更精彩。
1975年秋的一个周六，我们北卡罗来纳大学跳伞队的成员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北卡罗来纳东部的一个跳伞中心组队，准备队形跳伞。在当天倒数第二跳的时候，我们十个人从10500英尺高的D18比奇飞机中起跳，然后成功地在距离地面 7000 英尺时组成雪花形状，并以此形状尽享了整整18秒的自由坠落，同时还穿过了两朵塔状积云间的清澈缝隙。在距离地面3500英尺的时候，我们各自分开并成功打开了自己的降落伞。
我们抵达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我们赶紧跑上另一架飞机并迅速起飞，在夕阳最后的余晖里准备最后一次夕阳之跳。这一次，有两名初级成员将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队形跳伞。他们将从外围切入，而不是作为队形基准成员(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些，他们只需要垂直降落即可，其他成员会主动向他们靠近)。不仅这两名新成员很兴奋，我们这些老队员也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扩队，新成员经验的增长和人数的增加将会让我们有可能组织更大的队形。
当时我们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罗阿诺克·拉皮兹外的一个小机场上方。我们准备在跑道上空组成一个星形的六人队列，我是最后一个出舱的成员。我前面的队友是恰克。在造型跳伞-也就是自由落体并组织队形方面，恰克相当有经验。在距离地面7500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沐浴在夕阳里;但距离我们一英里半之下，街灯已经开始闪烁了。夕阳之跳总是让人感觉神圣，这一次显然会是我们的又一个精彩表演。
尽管我比恰克出舱的时间只晚了不到1秒，但还是必须迅速行动以追上大家。在大约前7秒的时间里，我要头朝下笔直降落，这样会让我的下降速度比队友快上大约每小时100英里，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赶上他们组织的初始队形。
一般来说，造型跳伞的成员需要在离地3500英尺左右的时候尽最大可能分开，以确保各自的下降空间。然后每个人挥动双臂(为随后的调整降落伞动作打信号)，拍头检查自己的上方，确保没有人之后才能打开降落伞。
“三,二,一……出发!”
前四名队友出舱后，恰克和我紧随其后。我头顶朝下，以终极沉降速度自由坠落。这一天，当我第二次看到夕阳的时候，我微微笑了一下。在急坠加入队友以后，我本来计划通过伸出双手关闭气闸(在我们的手腕和臀部之间有一个人工伞翼，高速下降时若全面张开可以提供极大的阻力)，然后将跳伞服上宽下窄的袖子和裤腿伸展在空气之中。但一切都没来得及。在下降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新队友坠落速度太快了。或许是因为快速下降的过程中，身旁的云彩把他吓到了--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以每秒200英尺的速度往地面坠落。天色越来越暗，他不但没能缓慢地靠近大家的队形，还迫使所有队员分散开来。此时，其他五名队员在仓促中都有些失控了。
与此同时，大家彼此间的距离太近了。每个跳伞队员都会在身后的低气压空间中留下一股强烈的气旋。如果有人进入那个气旋便会不由自主地瞬间加速，甚至撞到他下方的队员。然后，两个人会以更快的加速度坠落，并且很有可能撞到任何一个在他们下方的队友。总体来说，这很可能会是个灾难。
我调整自己的身体，尽量离队友远一些，从而避免毁灭性的混乱。我终于把自己调整到了“降落点”的上方。找准这个位于地面上的神奇降落点之后，就可以打开降落伞，享受两分钟缓慢下降的悠闲了。
我放眼看过去，发现大家正努力地远离彼此，避免发生毁灭性的混乱，我松了一口气。
恰克也在他们中间。令我惊奇的是，恰克竟然笔直地朝我的方向冲来，在我下方停了下来。在大家各自混乱的时候，我们冲过了2000英尺的海拔距离，这比恰克估计的更快。或许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无须遵守游戏规则--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他一定没看到我。在恰克的彩色降落伞从背包里展开之前，这个想法甚至都没来得及浮现在我的脑中。他的降落伞捕捉了他周围每小时120英里的气流，直冲冲地向我击来，降落伞的主伞瞬间张开。
在我看见恰克的降落伞出现的一刹那，供我反应的时间甚至都不到一秒钟。在这不到一秒的时间内翻过他正在张开的降落伞，我极有可能撞到恰克的身体。在那样的速度下，如果我撞到恰克的胳膊或者腿，它们会立马折断;同时我自己也会受到致命的撞击。如果我直接撞上他的话，我们俩的肢体都会四分五裂。
也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运动会变得更慢。这种说法没错。在几微秒的时间里，我的意识观看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在观赏一部慢放的电影。
看到降落伞的一瞬，我把双臂紧贴回自己身体的两侧形成垂直下落的姿势，仅在臀部有稍微的弯曲。这种垂直状态给了我相当的加速度，这样的曲度则允许我的身体逐渐转为平行状态，然后我的身体变得像一只有力的翅膀。这让我恰如其分地在恰克的降落伞前躲过了可能的撞击。
我越过他的时候，坠落的速度差不多有每小时150英里，或者说每秒 220英尺。在那种速度下，我怀疑他看不到我脸上的表情。如果他真看到了，也一定是我满脸的震惊。尽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我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但我当时真的有时间去思考这一切吗?对我来说，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
然而，我还是成功应对了。我们俩最终都成功着陆。当时就好像在我面前展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情境，需要超乎寻常的能力去应对;而我的大脑，就在那一瞬，充满了超乎寻常的能量。
当时我是怎样做到的呢?在我20多年的神经外科学术生涯中，我曾研究大脑，观察它的工作机制，也曾用刀对它实施手术;实际上，我有足够的机会去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事实上，大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装置，它的无与伦比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现在意识到，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其实更深刻一些。但只有在我的生命和世界观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之后，我才有幸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获得珍贵的一瞥。
正是这本书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改变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现在相信，尽管大脑本身的工作机制超凡入圣，但那天救了我性命的，并不是我的大脑自身。在恰克的飞行伞张开的一刹那,真正主导我身体反应的是我生命的另一部分，也是更深入的一部分。我这一部分的生命之所以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是因为时间根本束缚不了它;而大脑和身体则都在时间的禁锢之中。
事实上，也恰恰是这一部分，令我在小时候就对天空有一种乡愁般的眷恋。它不仅是我们生命中最智慧的一部分，也是最深切的一部分。但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办法相信它的存在。
而现在，我终于相信了，那就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这一切。
在这次经历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在我昏迷的时候，他们承受了许多。与我结发31年的妻子霍莉，我的儿子厄本和邦德，在我苏醒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帮我完整了自己的体验。我还要感谢我可爱的亲朋们，我挚爱的父母，我的姐妹简、贝特斯和菲利斯。在我昏迷的时候，他们全天候地守在我的床前，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人并未放弃对我的爱。我在经历加护病房精神紊乱、整夜无法入睡的时候，贝特斯和菲利斯曾整夜地守候着我，包括我在神经降压病房的时候，她们也一直陪伴着。霍莉的姐姐佩古·达利、老朋友塞尔维亚也曾在重症监护室为我守夜。如果没有他们充满爱意的努力，我想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再次回到这个世界。还要感谢我的外甥戴顿和杰克，他们的妈妈菲利斯陪着我的时候，他们也各自为我进行了祈祷。在我编辑整理自己的故事时，霍莉、厄本、母亲和菲利斯帮我完善了细节、指正了错误。
我要感谢我的生身家庭，特别是那个我在这个世界未曾谋面的妹妹贝特斯。我要感谢林奇堡公共医院才华横溢的医生们，特别是斯科特·韦德、罗伯特·布伦南、劳拉·波特、迈克·米拉姆、查理·约瑟夫、莎拉和蒂姆·赫勒韦尔等。
我要感谢林奇堡公共医院那些尽职尽责的护士:热哈依·纽比尔、莉莎·佛劳尔斯、达纳·安德鲁斯、玛莎·维斯特伦德、迪安娜·汤姆林、瓦莱丽·沃特斯、贾尼斯·斯诺斯基、莫莉·曼尼斯、戴安·纽曼、乔安妮·罗宾森、珍妮特·菲利普斯、克里斯蒂娜·科斯特洛、拉力·博文、罗宾·普莱斯、阿曼达·德科西、布鲁克·雷诺兹、艾瑞卡·斯托克纳。感谢你们在我昏迷期间照顾我，这些名字都是从家人那里获知的。如果你曾在我的特护病房我却遗漏了你的名字，请原谅我。
在我醒来的过程中，迈克·苏利文和苏珊·伦耶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谢你们。
还要感谢约翰·奥德特、雷蒙德·穆迪、比尔·古根海姆和肯·林，他们都是濒死研究社团的先锋，对我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比尔，为我提供了编辑上的帮助。
其他来自“弗吉尼亚意识运动”的意见领袖，包括布鲁斯·格雷森、艾德·凯利、艾米丽·威廉姆斯·凯利、蒂姆·塔克、罗斯·唐西斯和鲍勃·范·德·卡索，也为我提供了帮助。
我要感谢上天赐给我的文稿代理机构的盖尔·罗斯以及她极好的助手霍华德·尹，还有罗斯出版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
我要感谢托勒密·汤普金斯，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对他世经历的描述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贡献。另外，他曾以高超的写作和编辑技巧，客观而真实地将我的故事写进他的书中。
我要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机构的副总裁、执行主编普瑞希拉·佩因顿，执行副总裁和发行商乔纳森·卡普，他们非凡的视角和激情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要感谢马文和特里·汉姆利胥，他们的热情和激情曾伴我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
特里·比弗斯和玛格瑞特·麦基尔文，谢谢你们为我的痊愈和灵性搭建桥梁。我要感谢弗吉尼亚法伯尔门罗学院的凯伦·纽厄尔，他分享了自己对深度意识状态的探索，并教会了我如何“成为爱”;当然，还要感谢学院的其他成员。特别的感谢送给罗伯特·门罗，感谢他勇敢地追求真相，而不是简单地理所当然。卡罗尔·萨比克·德·拉·赫兰和凯伦·马利克找到了我，保罗·雷德玛奇则迎接我进入那个位于弗古尼亚中心山脉间草地上的社区。还要感谢凯文·孔西、帕蒂·阿瓦隆、佩妮·霍尔默斯、乔和南希“斯库特”·麦孟耐格、斯科特·泰勒、辛迪·约翰森、艾米·哈迪、罗丽斯·亚当斯以及其他所有在2011年2月一起与我在门罗学院经历过穿越之旅的同学们。另外要感谢2011年7月与我同在那里的促进者莎琳·奈斯利、罗勃·桑迪斯托姆和安德里亚·伯格，生命线参与者及促进者弗兰辛·金和乔·加仑伯格。
我的好朋友、评论家杰伊·庚斯博罗、贾德森·纽伯恩、艾伦·汉密尔顿博士和凯切·卡特，他们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感受到我在将精神之旅与神经科学同步过程中的纠结。贾德森和艾伦帮助我从科学怀疑论的角度评估了我经历中蕴含的真实力量。同样的，杰伊从科学神秘主义的角度对我提供了帮助。
我要感谢对深层意识和同一性的探索者同伴艾尔克·塞勒·麦卡特尼和吉姆·麦卡特尼。
我要感谢布里兹和海蒂·詹姆斯、苏珊·卡林顿、玛丽·霍纳、米米·赛渴思和南希·克拉克，他们对未知的勇气和信念帮我意识到自己得到了怎样的恩赐。
我要感谢珍妮特·苏斯曼、玛莎·哈比森、舒博汗(瑞克)和丹娜·弗尔兹、桑德拉·格里克曼和谢里夫·阿卜杜拉。2011年11月11日，我与他们第一次相遇。我们聚在一起，对于人类意识灿烂的未来，分享了各自乐观的观点。
无数的谢意送给那些曾帮我度过最艰难时光的朋友，他们体贴的话语和观察帮助了我的家庭，也指引着我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朱迪和迪奇·斯特沃斯、苏珊·卡林顿、杰基和罗恩·希尔博士、迈克·迈克卡拉里博士和乔治·赫特、乔安娜和沃尔特·贝弗利博士、凯瑟琳和卫斯理·罗宾森、比尔和帕蒂·威尔森、德维特和杰夫·杰尔斯泰德、托比·比弗斯、迈克和琳达·米拉姆、海蒂·鲍尔温、玛丽·布鲁克曼、凯伦和乔治·勒普顿、诺姆和佩吉·达顿、吉赛尔和凯文·耐、乔和贝蒂·马伦、巴斯特和琳恩·沃克、苏珊·怀特海德、杰夫·霍斯利、克拉拉·贝尔、科特尼和约翰尼·阿尔福德、吉尔森和道奇·林肯、利兹·史密斯、索菲亚·科迪、隆恩·詹森、苏珊娜和史蒂夫·约翰森、科佩·海尔斯、鲍勃和斯蒂芬妮·苏利文、戴安和托德·瓦伊、考比尔·普罗非特，还有泰勒、莱姆斯、塔托姆、海普纳、苏利文以及摩尔等家庭。
我最深的谢意要送给上帝，这种谢意是无法言表的。
（待续）
西方孩子通常在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独立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了，而中国的孩子通常六七岁甚至更大的时候才跟大人分开睡觉。
幼小的孩子离开大人总是要哭闹的，但西方人明知孩子哭闹，也决不妥协，孩子知道哭闹没用，自然就不哭闹了。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很恶劣的地方，自然就磨练出坚强勇敢独立的性格。父母是这种性格的人，自然要求孩子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爱他，就磨练他”，这种观念深深地刻印到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中国人会感觉西方人亲情观念“淡漠”，但西方人应该不会这样认为。
婆媳矛盾是中国人或东方人的普遍特点，但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存在，西方人的人权意识特别强，父母很清楚自己的空间，也很清楚孩子的空间，不会擅自侵占孩子的空间。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个人第一，家庭或集体第二。中国人或东方人通常相反，这跟民族历史有关。
东方人起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社会人口非常密集。人口密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很复杂。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果一个人过度强调自我，他的下场会很惨。在这种情况下，人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抹掉很多个性，变得圆融，说得不好听就是圆滑世故。
因为西方人个性强，敢冒险，勇于开拓，所以近代科学大多是西方人发明的。然而东方人人数多，会搞人际关系，擅长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所以世界的最终领导权还是会落到东方人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