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埃本·亚历山大）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1976年，我从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主修化学。1980年，我在杜克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医学院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
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帮助治愈病人，更多地了解人体和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我生命的召唤。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然而，在2008年11月10日，我54岁的时候，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我突发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7天。
我的经历使我相信:身体和大脑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消失，即使人的躯体已经进入坟墓，他的意识体验并未终止。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爱我们，注视着我们:上帝还注视着宇宙及宇宙中运转的一切。
我相信，我所到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真实，是因为与那里相比，我们现下的生活才更像梦境。这当然不是说我不珍视现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之前，我更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因为我看到了生活真正的来龙去脉。
我想，既然我被赋予了了解“生命在身体和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再继续”的特权，那么，将我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就是我的使命。
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却未能找到相信理由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及其中所蕴含的信息，真诚地献给这些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接上）
第九章 我是谁?
此时，我正在云端。
大朵松软的粉白色云彩，在蓝黑色的天空中飘浮着。
在云层之上极高的地方，一堆堆透明的像魔法球一样闪烁着生命之光的物体在天空中飞过，留下一道道细长的彩色光线。
鸟儿?天使?在述说自己的记忆时，这些词语出现在我的脑中。但这些词语与那些充满生命力的物体完全不同。或者说，我们的星球上从未出现过那样的生命。它们更高级，也更先进。
一阵磅礴又欢愉的声响从上方传来，就像充满荣耀的圣歌。我怀疑正是那些飞翔的生命制造了这种声响。后来我又重新思量，忽然想到这些满是愉悦的生命体在飞行的时候必然会发出这样的声响。因为如果它们不这样释放那些欢乐的话，恐怕它们的躯体无法承受这样饱满的欢乐。这种声响是可以感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实体的。就像欢乐的雨滴降落在你的身上，却不会将你弄湿。
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听觉与其他感觉并未截然分开。我不仅能听到这些闪耀着光华、视觉上极美的银色生命体，也能看到它们声音中极美的欢愉。在这里，如果你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东西的，当然，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需要一种神秘的方法。从我现在的视角出发，我认为你在那个世界“观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观看”本身将你与被看的东西分割开了。在那里,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同时又与其他个体紧密相连。这就像图案花纹极为复杂的波斯地毯或美丽的蝴蝶翅膀。
一阵温暖的风吹过，就像最美好的夏日中你所体验的那样。风拂过树枝和花朵，就像神圣的水一样流过。这是一阵神圣的微风。它改变了一切，将我周围的一切变得更美好，更充满生机。
尽管我还是几乎没有地球上所谓的语言功能，但面对这阵微风以及它背后神圣的存在，我开始以无言的形式发问了。
这是什么地方?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每当我静默地发出一问，答案都会以光、色彩、爱与美好的形式向我涌来。这种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轻视了我的问题，而是立即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思维形式回答了我。但这种思维跟我们地球上的思维形式不同。这种思维既立体又及时，不模糊、不虚幻、不抽象，它是有温度和湿度的，当我接收到这种思维的时候,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明白它的含义。而在地球上，我们对于思维的了解和学习则需要很多年。
我继续前行，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无限大的虚空。这里完全黑暗，让人感觉身处无限的空间，又无比地舒适。尽管这里漆黑一片，却同样充盈着光芒。我意识到，光线来自于一个离我很近的灿烂的球体。这个球体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形的，就像那些歌唱的天使一样。
说来也怪，我感觉自己好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胎儿通过胎盘与母体相连，可以在子宫中不自主地浮动。胎盘不仅滋养着胎儿，还为他与看不见的母亲建立了通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母亲”就是上帝:作为造物者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及其中一切的万能的上帝。他与我如此接近，就好像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物理上的距离。与此同时，我又发觉了上帝的巨大，与他相比，我无比渺小。我有时候会用“Om”作为上帝的代名词，因为我昏迷醒来后，在写作中，最初用过这个名字。“Om”的发音听起来就像我记忆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给我们无条件大爱的上帝，但任何词语在他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
我意识到，我与上帝之间的广大虚空，是那些陪伴我的球体存在的原因。尽管我无法完全理解，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球体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使者”。他们帮助上帝向我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就好像我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出生了，而宇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子宫。这些球体(它们一定程度上与那个蝴蝶上的女孩儿保持着关联，或者我应该说是“她们”)要引领我完成整个过程。
后来，回到现世世界之后，我在基督教诗人亨利·沃恩那里找到一个说法，可以更精确地描述这个地方。这个巨大、漆黑的核心，就是神圣本身。
“有人说，在上帝那里，有一种深沉但璀璨的黑暗……”
没错，就是这样。在那里，在黑暗中，充盈着耀眼的光芒。
提问和回答都在继续着。尽管这些都不是以我们知道的语言形式完成的，但这种“声音”既温暖又私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它了解人类，也拥有我们拥有的特质，但它们是无穷的、无法估量的。它很了解我，也拥有我与他人打交道时见识到的人性:温暖，慈悲，悲痛……甚至有讽刺和幽默。
借助那些球体，上帝告诉我宇宙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好多个，多到超乎我的想象。但在所有的宇宙中，爱都是唯一的中心。当然，宇宙中也有邪恶的存在，但邪恶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邪恶是必需的,因为没有邪恶就不可能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和成长，我们也就没有机会成为上帝期盼我们成为的样子。尽管在我们的世界里，邪恶有时候看起来拥有着可怕的力量，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最终的胜利肯定只属于爱。
我看到充裕的生命贯穿在不可计数的宇宙中，很多生命都拥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文明。我看到无数更高级的生命轮廓，但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入它们去亲身体验。而对于低级空间的生命而言，则根本无法知道并理解它们。在这些高级空间中也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跟地球上的因果不同。我们身处的拥有时间和空间的地球世界，与这些高级的空间紧密而复杂地关联着。换句话说，这些世界并不是与我们完全割裂的，因为所有的世界都是同一个神圣现实的一部分。
我会用我的余生去消化在那里学到的知识。它们赋予我知识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历史课或数学课上的“教导”。所有的洞悉与了解都是直接的，而不是哄骗与劝诱。所有的知识都储存在当下及永恒的记忆中，不会像普通的信息那样消失，即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切。这一切甚至比多年的学校学习中获取的信息更加清晰。
这并不是说我可以简单地接触到那些知识。只是因为我现在回到了地球世界，所以必须通过自己有限的身体和大脑去梳理加工这些。但它的确就在那里，我能非常明确地感受到它。我一直是一个以传统方式皓首穷经、收集知识的人。单是这种更高层级的学习方式，已经足够我用剩下的几十年去观察、消化……但不幸的是，在地球上，在我的家人和医生看来，我的情况非常不妙。
第十章 我从哪里来?
霍莉发现，当她提到我去以色列的行程后,医生们对我的病情更感兴趣了。但她并不知道，为什么这对我的病情会如此重要。当然，她不知道实情反而是件好事。我如此严重的病情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死亡，已经给了霍莉太多压力。如果她知道我的疾病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黑死病”，那么她的负担只会更重。
同时，更多的朋友和邻居打电话来慰问了。
这其中就有我最亲密的家人。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我的父亲。他曾在温斯顿-塞勒姆浸信会医疗中心做了20年的执行官。我选择神经外科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其实就是为了紧随他的脚步。尽管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像他那么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丛林里的陆军航空队执勤。他曾亲身感受过战争的残酷与无情。他曾经在季风雨降临的夜晚、在几乎无法撑起的帐篷里为伤员手术。那溽热与潮湿的环境让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几乎无法忍受，不得不脱掉外衣只剩内衣。
1942年10月，父亲迎娶了他一生的挚爱贝蒂。这个女孩是他在部队时指挥官的女儿。那个时候，他还在太平洋战场受训。“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成为盟军占领日本的先头部队中的一员。此时，美国已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作为在日本唯一的随军神经外科医生，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除了神经外科手术之外，他还要进行耳鼻喉科的治疗。
正因为部队如此需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离开。新指挥官明示，在战局“更为稳定”之前，不可能允许他回美国。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几个月之后，父亲终于得到官方允许返回故土。但是他知道，如果指挥官看到这些调令，肯定会想办法撤销。所以，父亲一直等到周末，指挥官离开营地去休养的时候才递交文件，而此时负责的是一位临时指挥官。
1945年12月，父亲终于登上了返乡的轮船。此时，他的很多战友已经回家很久了。
1946年初回家之后，父亲和自己的朋友唐纳德·马特森一起去继续未竟的神经外科学习。他也是我父亲在哈佛医学院的同学，曾在欧洲战场服役。他们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是哈佛大学的旗舰级医院)受训，师从弗兰克·D.格拉汉姆博士。格拉汉姆博士是哈维·库欣博士的关门弟子之一，后者被誉为现代神经外科学之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我父亲这样曾在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上锤炼自己技艺的医学精英，为20世纪后半期的神经外科学制定了新的标准。因为他们在军队里的番号，被称为“3131C”。他们的努力，对包括我在内的后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的父母非常勤恳努力，他们是在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大部分时间，父亲会穿西装、打领带，偶尔也会穿着工作服出现。他总是在7点的时候赶回家吃晚饭，然后返回医院继续为病人们查房。他经常带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跟他去医院的办公室写家庭作业。对父亲来说，工作和生活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周末的时候，他经常会让我和姐姐妹妹一起清扫庭院。如果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去看电影”，他会这样回答:“如果你们去看电影的话，这些活就得由别人完成。”他的好胜心很强，甚至在壁球室，他也会将每一次比赛当做“生死之战”看待。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寻找新的对手，而这些人经常会比他年轻几十岁。
他是一个苛刻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很棒的父亲。他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他还会随身携带一个螺丝刀，在医院里查房的时候如果发现松了的螺丝，他都会帮忙紧一紧。他的病人、同事、护士等全医院的人都很喜欢他。不管是为病人动手术，还是帮忙做研究、带新人(对此他有一种特别的激情)，或是为《外科神经病学》杂志做编辑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父亲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生命规划。即使他在71岁的高龄退出了手术室，他依然与时俱进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保持着联系。2004年父亲去世后，他常年的合作伙伴大卫·凯利医生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记得亚历山大医生。记得他对医学的专业和热情，记得他的坚持不懈与细致入微，还会记得他的慈悲之心、赤诚之心与精益求精。”这种赞美不会让我觉得惊讶，因为我像其他人一样崇拜他。
很久之前，父母曾告诉我，我是他们领养的。时间过去太久，我已经记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告诉我的。不过我记得，他们说见我第一面时就知道我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选择”了我。他们不是我的生身父母，但他们对我就像对他们的亲骨肉一样。随着年龄渐长，我也知道了更多的细节。1954年4月，在我4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把我抱回了家。我的生母当时只有16岁，还是个高二学生。1953年底她生下我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的生父当时也只是个高三学生，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我。尽管他们都非常不舍，但还是决定将我送给别人领养。这一切我知道得很早，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种自然就像我墨黑的发色、对汉堡的喜爱和对花椰菜的厌恶一样，都是天生的。我非常爱我的养父母，就像我们本来就血脉相连。他们对我的爱也一样。
我的姐姐简也是被领养的。后来，在收养我5个月后，我母亲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的妹妹贝特斯。5年后，我们的小妹妹菲利斯也出生了。无论如何，我们几个就像同胞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知道，不管我来自何方，我都是她们的兄弟，她们也都是我的姐妹。我成长的这个家庭，不仅给了我爱，还给了我信任和追求梦想的支持。我高中时就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神经外科医生，这个梦想最终得以实现，也得到了他们的无私支持。
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关于领养这件事，或者说才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来。我曾经多次联系北卡罗来纳的儿童之家，想知道我的生母有没有兴趣跟我相认。但北卡罗来纳州对被收养者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信息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所以即使双方都非常想找到彼此，也是无计可施。在我二十八九岁之后，我就很少考虑这件事了。特别是遇到霍莉之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件事更远远地飘出了我的视线。或者说，埋在了我更深的内心里。
1999年，厄本在查尔斯河学校读六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遗产项目”的活动。那时我们还住在马萨诸塞。他知道我是被领养的，也知道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着跟他血脉相连的亲戚。但他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个项目给了他一些灵感，也是在那时，他才发现自己对家族血脉有着这样重的好奇心。
厄本问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生身父母。我告诉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联系北卡罗来纳儿童之家，但没有获得什么消息。如果我的生身父母也想联系我的话，儿童之家会让我知道。但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其实我自己没有多少困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我对厄本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母不爱我。而且我相信,如果她看到你,也会爱你。她不想联系我们,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想打扰到我们。”
但厄本不想就此放弃。所以，我最后决定再试一次。我给儿童之家一个名叫贝蒂的社工写了信，她之前就帮我寻找过生母。几周后的一个周五，2000年2月，天空正飘着雪，我和厄本从波士顿开车去缅因州滑雪过周末。路上，我忽然想起应该跟贝蒂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消息。我用手机拨出号码，她接了电话。
“嗯，事实上，”她说，“我这里还真有了一些消息。你现在是坐着吗?”实际上，我的确正坐着，不过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坐在穿越暴雪的汽车里。
“是这样，亚历山大医生，你的生父生母后来结婚了。”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着，我眼前的路忽然变得遥远而不真实起来。尽管我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经很亲密，但我一直觉得，将我送走之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或许将不会再重合。忽然之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我的生身父母在其他地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对于这个家庭，我毫无所知。我也不属于这个家庭。
贝蒂打断了我的思绪:“亚历山大医生，你还在吗?”“是的，我在。”我慢慢地说。“还有更多消息……”
我把车停到路边，让贝蒂继续说下去。这让厄本有些困感。
“你的生父生母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我们联系到了你的大妹妹，她说你的小妹两年前去世了。你的父母到现在还在为她难过。”
“所以说……”在很长的停顿后，我问道。这一切太突然了，一时之间我有些发蒙。
“真的很抱歉，亚历山大医生。是的，他们还……不想跟你相认。”
厄本移到了后座上。他知道刚刚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那让我很失落。
“怎么啦，爸爸?”我挂掉电话后，他问我。
“没事。”我说，“儿童之家还没有得到确切信息，但还在努力寻找。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车窗外，暴雪正洋洋洒洒地下着。我只能看到百码外的树林一直延伸到远方。我重新发动汽车，小心地看了一眼后视镜，继续往前行驶。
忽然之间，我对自己的看法有了完全的转变。当然，在那通电话之后，我还是科学家、医生,还是父亲和丈夫。但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发现自己是一名孤儿。
我是被抛弃的。我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完整。
在那通电话之前，我从未这样想过。现在，我就像是被人切断了自己的根源。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收不回来的东西。但那一瞬间，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无穷无尽的悲伤淹没了我。这种悲伤让我几近沉沦。
在我之前的生命中，我所努力实现的似乎都没什么意义了。
导致这种悲伤的原因把我推进了更深的无望沼泽。之前，我自己也曾遇到过各类问题，比如经济拮据之类的，但我都能很好地处理。在医学院和刚刚成为外科医生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很爱喝酒。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到了1991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下班后的畅饮，而且这种期待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是时候戒酒了。然而，这不是一件易事。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竟然如此依赖酒精带来的放松。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度过戒酒的那段艰难时光。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唯一能责备的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选择遗忘，非要去追问呢?这只跟我一部分的过去相关，而且这一切我都无法控制。但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影响了我的生活轨迹。
我很纠结，甚至开始对自己拥有的医生、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产生了怀疑。发现我的异常之后，霍莉为我们安排了婚姻咨询。她隐约知道了一些导致我异常的原因，也允许我沉溺在自怜和悲伤中，不过她还是在竭尽全力地把我拉回正轨。这件事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当然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我知道他们会原谅我。但我在职业生涯上的下滑还是让自己感到了切身之痛，而家人只能默默地看着我沉沦。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家人对我也无计可施。
最后我发现，这种被遗弃的悲伤还改变了我对信仰的看法。我曾经希望，宇宙中存在着某种个人化的元素，它拥有的力量，比我努力钻研多年的科学更高级。在一些临床试验中，它扫清了我对这种存在的信任。曾有人告诉我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爱我们、关心我们的存在，而且我的祈祷可能会被听到甚至得到回应。可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这些了。那通暴雪中的电话之后，我的文化所赋予我的对上帝真正的信任，已经完全消失了。
真的有一种力量或智慧在凝视着我们吗?谁是真正爱人类的那个?尽管在多年的医学培训和实践之后，我似乎还隐秘地对这样的问题有着敏锐的兴趣。这无疑让我感到很意外。这种意外，就像之前我从未意识到的，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实在有着强烈的兴趣一样。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跟我的生身父母有没有可能重新敞开怀抱接纳我一样。这个答案就是:没有。
（待续）
一个人崇拜什么人，他就比较容易像什么人。父母很容易成为孩子学习模仿的榜样，榜样的力量很强大，在准备孕育孩子之前，得想清楚，你要给自己的孩子树立怎样的榜样。
本文作者埃本·亚历山大从小就很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走在跟父亲相同的职业方向上，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崇拜的父亲其实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养父。他是收养的，他的生身母亲生下他时，只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高中生，根本没有能力抚养他，于是把幼小的他送到福利院。他的养父母从福利院收养了他，那时他只有4个月大。
尽管本文作者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收养的，但这对他并未造成多少影响，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温暖友爱的大家庭中，而且他的一个姐姐也是收养的。
读到大学的时候，作者本人曾想探查自己的身世，于是到当年收养自己的机构询问，但机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无法了解，只好作罢。
作者的大儿子读到大学的时候，对父亲的身世非常好奇，怂恿父亲去深入了解自己的身世。有些事情不了解也罢，一旦了解清楚，会很痛苦。
埃本·亚历山大在得知生身父母现状之前，他内心是这样想的：“我不怪我的生身父母在我幼小的时候抛弃我，因为他们那时只有十几岁，还是学生，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我，所以不得不把我送人。我很庆幸被收养到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我很知足，也很感恩。”
但是进一步了解真相之后，埃本·亚历山大仿佛掉进了黑暗的深渊，痛苦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他的生身母亲和父亲后来真的结婚了，而且就生活居住在某某地方，他们后来又先后生下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小女儿不久前因意外去世了。
他的亲父母了解了自己曾经抛弃的一个孩子如今长成一个怎样的人之后，明确表示不愿意相认，听到这个消息，埃本·亚历山大之前的自我认同瞬间崩塌了，他找不到自我了，他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孤儿，被彻彻底底地抛弃了。
幼小的时候被抛弃情有可原，但如今明明可以相认，却被无情拒绝，这在情感上无法让人接受。在他的亲父母看来，面子大过亲情，这相当于否定了另一个生命体的价值。
人意识到自己被否认抛弃，第一反应肯定是很难承受的。必须好好地消化痛苦，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