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埃本·亚历山大）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1976年，我从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主修化学。1980年，我在杜克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医学院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
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帮助治愈病人，更多地了解人体和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我生命的召唤。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然而，在2008年11月10日，我54岁的时候，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我突发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7天。
我的经历使我相信:身体和大脑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消失，即使人的躯体已经进入坟墓，他的意识体验并未终止。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爱我们，注视着我们:上帝还注视着宇宙及宇宙中运转的一切。
我相信，我所到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真实，是因为与那里相比，我们现下的生活才更像梦境。这当然不是说我不珍视现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之前，我更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因为我看到了生活真正的来龙去脉。
我想，既然我被赋予了了解“生命在身体和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再继续”的特权，那么，将我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就是我的使命。
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却未能找到相信理由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及其中所蕴含的信息，真诚地献给这些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接上）
第二章 脑脊髓液化脓了
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是弗吉尼亚州第二忙碌的急诊室。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半，这里已经是马力全开的忙碌状态。那个周一也不例外。尽管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夏洛茨维尔，但我在林奇堡公共医院依然有很多手术安排。我几乎认识那里所有的人。
急诊室医生劳拉·波特接到了来自救护车的电话。之前在工作上我已经跟她合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出勤人员向她汇报了病人的情况:白人男性，54岁，持续癫痫状态，马上抵达急诊室。她急忙跑到救护车的入口，迅速对有可能导致病人状况的病因进行了排查。如果是我站在她的位置，我手上也会拿着跟她手里一样的表格，上面陈列着各种可能导致我这种情形的原因:酒精戒断;药物过量;血钠过少(血液中钠含量异常减少);中风:癌细胞转移或原发性脑瘤;脑内溢血(血液影响到大脑的功能部分);脑脓肿以及脑膜炎。
当急诊医生们把我推到急诊室的1号区域时，我的全身依然在严重抽搐并间歇地发出呻吟声。我的手臂和双腿也在不自觉地挥动着。
在劳拉看来，这个病人在说胡话，并且因为疼痛不停地打滚。她知道这个病人肯定是脑部受了严重的损害。一位护士推过来一辆轮床，另一位在抽血，还有一位护士帮我换下了已经空了的静脉注射袋。当他们在我旁边忙碌的时候，我自己则像是一条被从水里拽出来的6英尺长的大鱼，不停蠕动着。我不停爆发出来的喊叫声，就像毫无意义的动物嘶吼。
让劳拉担心的是，我在癫痫发作的过程中，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这意味着，不仅是我的大脑遭受了重创，而且重创导致的其他损害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
对于病人的这种状态，常人或许会有些不习惯;但劳拉已经在急诊室待了许多年，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但病人是自己同事的情况，对劳拉来说还真是第一次。当她靠近一些观察轮床上蜷曲、嘶喊的病人时，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埃本。”
然后，她大声对旁边的医生和护士喊道:“这是埃本·亚历山大!”
附近的同事听到她说的话，聚拢到我的床边。紧随救护车来到医院的霍莉也急匆匆地赶到我的床前。劳拉从列表中挑出了一些于我而言最有可能的病因对霍莉进行询问。比如我最近有没有戒酒，有没有服用过街边购买的强力迷幻药之类的。然后，她开始想办法让我的癫痫停下来。
最近几个月，厄本在帮我进行一项体能训练计划。我们父子准备去攀登厄瓜多尔19300英尺的科多帕希火山。之前一年的二月份，厄本自己已经登顶过这座山了。这个训练计划让我的体能有了相当的增长，也让那些护士想要按住我的身体变得没那么容易了。在5分钟的静脉注射中，15毫升的安定也没让我静下来，我还在挥舞着手脚。但我两侧肢体的对称动作，还是让劳拉松了一口气。霍莉告诉劳拉，我在癫痫发作前经历了严重的头痛。这让劳拉想到应该给我做一个腰椎穿刺。也就是在我脊椎的底部抽取一部分的脑脊髓液进行化验。
脑脊髓液是一种透明的水状液体，它沿脊髓的表层流动，覆盖在大脑外层，对外部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一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会制造大约一品脱的脑脊髓液。如果它的清澈度下降、变得浑浊，则说明已经发生一种出血性的病变。
这种感染被称为脑膜炎。脑膜即颅骨与脊椎之间的那层薄膜，脑脊椎液运行其间。脑膜炎也就是脑膜感染、肿胀的病变。这种病80%都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脑膜炎会让病人病得很严重，但只有1%的状况是致命的。另外20%可能导致脑膜炎的病因，则有可能是细菌。尽管细菌比病毒更原始，但它也可能会更危险。所有由细菌引发的脑膜炎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即使迅速地使用了相应的抗生素治疗，依然有15%~40%的死亡率。
在成人中最有可能引发脑膜炎的细菌是大肠杆菌。这种细菌是最古老也最顽固的细菌之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肠杆菌已经存在了多久，据估算，它很有可能出现在30亿~40亿年前。这种有机生物没有细胞核，以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无性繁殖进行自我复制(简单地说，一个大肠杆菌可以分裂为两个，以此类推)。想象一下，这种被DNA填满的细胞，能够直接从被它攻击的细胞的细胞壁上获取营养，多可怕!再想象一下，每2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同时复制多束DNA并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这种几何增长的速度是极为可怕的。一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8个。12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690亿个。到第15个小时的时候，它已经增加为35万亿个。只有当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这种增速才会自动放缓。
同时，大肠杆菌的滥交倾向很强。它可以通过一个名为“细菌结合”的过程跟其他细菌交换基因，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获取新的特质，比如对新品种抗生素的抗药性。这种特性使得大肠杆菌一直在我们的星球上存活，甚至可以追溯到单细胞生物时代。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肠胃中都有大肠杆菌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威胁。但不同种类的大肠杆菌如果获取了某种特定的 DNA，而这种 DNA使得它们对脑脊髓液具有攻击性的话，那么事情就不妙了。这种细菌会立刻开始吞噬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以及其他任何可供食用的东西，甚至包括大脑本身。
那个时候，没有谁会想到我的病跟大肠杆菌有关，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往这个方向怀疑。这种疾病在成年人中是极为少见的。一般来说，新生儿会是大肠杆菌引发的脑膜炎的主要受害者。即使在婴儿中，三个月以上的婴儿得这种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每年大概只有不到千万分之一的成年人会感染这
种病变。
由细菌导致的脑膜炎,细菌会首先攻击大脑的外层,也就是大脑皮层。“皮层”这个词由拉丁语引申而来，本来是“植物外皮”或“树皮”的意思。联想一下我们很熟悉的橘子，橘子皮就是橘子的“皮层”。皮层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更为脆弱的大脑内部。大脑皮层与人的记忆、语言、情感、视觉、听觉以及逻辑都有关系。所以当像大肠杆菌这样的有机体开始攻击大脑的时候，最先受到伤害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部分。很多因为细菌感染脑膜炎的病人在患病几天内就去世了。即使像我这样及时赶到了急诊室，及早正确地做出诊断，也只有10%的幸运儿能够存活下来。但这种幸运是有限的，幸存的病人很多都会变成植物人。
尽管没有猜到是大肠杆菌在作祟，劳拉还是想到我的大脑肯定受到了感染，所以她才决定对我进行腰椎穿刺。她告诉护士去准备穿刺托盘，并开始为我的穿刺做术前准备。就在此时，我的身体弹了起来，就好像轮床被通了电一样。一股新的能量穿过我的身体，我发出了一声长而痛苦的嘶吼;我的背弓了起来，双手在空气中乱抓着。我的脸已经通红，脖子上也是青筋暴跳。劳拉大喊着叫更多人过来帮她。6个工作人员终于把我按在了床上。他们把我的身体蜷起来，劳拉趁机为我注射了更多的镇定剂。我的身体终于不再失控，针头也顺利穿过了我的脊柱底部。
当遭遇细菌攻击时，身体也会自动调节为防御模式。脾脏和骨髓中的白细胞释放出来，去跟入侵的细胞作战。任何外来生物体入侵人的身体时，在细胞大战中，这些白细胞都是最早的阵亡者。劳拉很清楚，我的脑脊髓液之所以变得浑浊，跟白细胞密切相关。
劳拉弯下身子，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我的穿刺情况。一会儿，脑脊髓液就会从这个透明的直管中出来。令劳拉首先感到惊奇的是，脑脊髓液不是滴出来而是涌出来的--这是内部压力过大最明显不过的表现。
随后让她感到惊讶的则是液体的外观。脑脊髓液的浑浊让她明白，我这次的麻烦大了。脊椎穿刺流出来的液体白而黏稠，还带有一点浅浅的绿色。
我的脑脊髓液已经化脓。
第三章 “上帝，请帮助我”
劳拉呼叫了罗伯特·布伦南医生过来给我会诊。他是林奇堡公共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在等待化验结果期间，他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虽然我被绑在了轮床上，但大声的呻吟和抽搐并未停止，在我身上，一种更令人迷惑的症状出现了。革兰氏染色法(是细菌学中广泛使用的鉴别染色法，以发明这种方法的丹麦医生 Gmm命名，它可以辨别出感染细菌的阴性与阳性)的结果显示，我感染的是阴性杆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同时，我的脑部CT扫描结果也出来了。他们发现，我的脑膜内那已经发炎肿胀。呼吸管插入了我的气管,呼吸机开始以每分钟12次的频率协助我的呼吸。一组监测仪器围绕在我的床边，以监测、记录我身体指标的任何改变，以及我几乎就要毁掉的大脑。
每年因大肠杆菌感染脑膜炎的成年人都极少，他们得病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因为经历了脑部手术或穿透性脑部创伤，也有些人是自发感染。而那些非外部原因感染此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病因，如自身免疫系统缺陷(大都因艾滋病毒引起)等。但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让医生想到我患的是这种病。其他种类的病毒或许可以通过鼻窦或中耳入侵大脑，引发脑膜炎，但大肠杆菌不会。脑脊髓本身的封闭性极高，所以大肠杆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这里。除非脊柱或头骨被穿透了(比如被污染了的脑深部刺激器或神经外科手术的分流器等)，否则大肠杆菌一般只会停留在肠道中，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脑膜。我曾经上百次将刺激器和分流器放进病人的大脑，所以如果我是清醒着的话，一定也会同意我同事做出的诊断:我得了一种我根本不可能得的病。
劳拉和罗伯特医生无法就眼前的检验结果做出最终诊断，他们开始打电话求助大型医疗学术机构的感染病学专家。所有人都认为眼前的状况只有一种诊断可能。
无缘无故地罹患大肠杆菌脑膜炎，并不是当天发生在我身上唯一奇怪的事情。在急诊室，我持续如困兽般嘶吼、呻吟、蠕动了整整两个小时:而将要离开急诊室的时候，我忽然安静了下来。然后，我毫无预兆地喊出了一句话。这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听见了。几步之外、站在帘子另一侧的霍莉，也听见了。
“上帝，请帮助我!”
所有人都急忙跑到我的病床前。但他们再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
对于急诊室里发生的一切，我毫无记忆。包括我喊出的这句话，我也丝毫不记得。这句话，是我持续昏迷7天之前，留下的最后的语句。
（待续）
我本人是医生，而且是神经内科主治医生，像埃本·亚历山大这样患大肠杆菌性化脓性脑膜炎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事情。大肠杆菌位于人的肠道，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进到脑膜里面，除非通过连通外面的伤口进入，但埃本·亚历山大身上又没有这样的伤口。常识解释不了的事情，就只能用玄学来解释了。
地球人都知道，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生的，圣母玛利是以处女之身怀上耶稣的。一位处女怎么能怀孕呢？这按常识解释不了吧？但这确实是真实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我们银河系中有三个最高级的人类文明中心，其中一个最高级的人类文明中心就是海奥华星球。耶稣的前世不是地球人，而是海奥华星球的人。海奥华星球的高级人类为了帮助地球人，就把在海奥华一位肉体去世不久的灵魂通过宇宙飞船带到地球，他们在玛利亚睡眠的情况下，把一个培育好的人类胚胎移置到玛利亚的子宫里面，玛利亚在被移置胚胎的过程中之所以不会醒过来，是因为被催眠了。
耶稣在14岁的时候，在他12岁的弟弟奥日凯的陪伴下到过缅甸、印度、中国和日本。弟弟在中国意外被人杀死，耶稣很爱他的弟弟，他的身边一直带着弟弟的一撮头发。
耶稣的任务是宣讲博爱和慈祥、善良，爱这一个也应爱那一个 ，以及让人们明白关于灵体轮回和不灭的知识。为什么如今的基督教不讲轮回，因为生命轮回和灵魂不灭的这一切知识被后来的牧师们删除及歪曲了，删除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控制普通民众。
海奥华高级人类有真正的知识，他们可以起死回生，使聋子能听、瞎子能看、瘸子能走，他们能治好任何你能叫得上名字的疾病！他们是宇宙里的大师!包括任意创造生命。
创造一个活生生的成年人需要花很大的心血才能做得到，但创造一个活生生的成年人不是每一个海奥华星球的人都能做得到的，只有海奥华非常高级的圣贤才能做得到，海奥华星球圣贤涛拉能够在大约一天时间里创造出一个20～30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