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埃本·亚历山大）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1976年，我从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主修化学。1980年，我在杜克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医学院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
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帮助治愈病人，更多地了解人体和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我生命的召唤。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然而，在2008年11月10日，我54岁的时候，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我突发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7天。
我的经历使我相信:身体和大脑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消失，即使人的躯体已经进入坟墓，他的意识体验并未终止。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爱我们，注视着我们:上帝还注视着宇宙及宇宙中运转的一切。
我相信，我所到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真实，是因为与那里相比，我们现下的生活才更像梦境。这当然不是说我不珍视现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之前，我更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因为我看到了生活真正的来龙去脉。
我想，既然我被赋予了了解“生命在身体和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再继续”的特权，那么，将我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就是我的使命。
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却未能找到相信理由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及其中所蕴含的信息，真诚地献给这些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接上）
接近死亡时，究竟是万念俱消，还是留下最后启示的痕迹，那只有死过了的作家才说得上来。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
在苏醒后的那一周，无论我去哪里，大家看我的时候都好像我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医生。他并未直接参与我的治疗，但我被推进急诊室的那天他看到了我的状况。
“你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他问出了医学界的人都可能问的这个问题，“你是埃本的双胞胎兄弟，还是……”
我微笑着，跟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好让他相信我还好好的。
尽管他问我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兄弟的时候，是在开玩笑，但他的这个玩笑恰恰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我现在的确有两个身份。如果我要实现对厄本的承诺，用我的经历去帮助别人的话，我必须将自己的濒死体验和科学视角融汇在一起，这样才能将“科学的我”和“相信濒死体验的我”合二为一。
我忽然想起来，几年前的某个清晨，我曾接到过一个病人母亲的电话，那时我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脑瘤摘除手术查看数字光片。打电话给我的女人叫苏珊娜，她已故的丈夫乔治曾患有脑瘤，是我的病人。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但确诊一年半后，乔治还是去世了。那时，苏珊娜的女儿的乳腺癌已经部分转移至脑部。当时根据我们的判断，这个女孩的生命也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并不太适合接电话，因为我的注意力正全部集中在眼前光片的数据上。我必须根据这些数据确定自己的手术细节，以防在摘除肿瘤的时候伤害到周围的脑组织。但我并未挂断电话，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想了解些什么，好让自己应付当下的情况。
我一直相信，当你面临潜在的致命性疾病的重压时,柔化事实是不错的选择。
不让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去抓住一些幻想来帮助自己接受死亡的降临，就像不给病人止痛药一样残忍。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苏珊娜扛过这一切。
“亚历山大医生,”苏珊娜说，“我女儿做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梦。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在梦里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用担心生命的结束。”
我在病人那里已经听过无数次这种故事。在病人的痛苦难以承受时，这种梦境或者幻想，会缓解他们的压力。我告诉她，这个梦真的很美妙。
“但这个梦最不可思议的是，亚历山大医生，我女儿梦见她父亲穿着黄色的衬衣，戴着一顶软呢帽!”
“这样，苏珊娜,”我很有耐心地说，“我觉得在天堂里大家穿什么没什么区别吧?”
“不,”苏珊娜说，“不是。我们俩刚确定关系的时候，我曾送给乔治一件黄色的衬衣。他很喜欢这件衣服，还常常搭着我送他的软呢帽一起穿。但这件衬衣和软呢帽在我们度蜜月的时候随着我们其他的行李一起丢了。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很爱他这套打扮的样子，但我们从那以后再也没买过类似的替代品。”
“我相信上帝已经听过很多关于那件衬衣和那顶帽子的精彩故事，苏珊娜，”我说，“当然还包括你们恋情初期……”
"不是这样的,”苏珊娜笑了，"这件事之所以这样奇妙，是因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在那件衬衣和那顶帽子丢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提起过。我们的女儿克里斯汀也不可能从我们俩嘴里听过这些。她特别怕死，但现在她知道自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她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类似苏珊娜和她女儿这样的案例。这种托梦的方式很常见。但在我接到苏珊娜的电话时,我还没有经历过自己的濒死体验。所以，那时的我心里认为，她所说的不过是一种缓解悲伤的幻想。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遇到很多有过非同寻常经历的病人，他们的故事常常发生在昏迷后或手术中。每当这些病人像苏珊娜那样向我讲述他们的奇遇时，我总是对他们报以完全的同情。而且我非常确定，这些故事确实发生过，只不过发生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大脑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复杂、最善变的器官，对它稍微做出一些改变，或者减少几托大脑的供氧量，大脑主人的现实世界就会变更。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就会变化。考虑到脑外伤以及为了治疗脑部疾病而使用的那些药物，你不可能保证一个病人醒来后没什么特别的记忆。这种情况下，记忆的异常反而更显正常。我的大脑曾遭到严重且致命的细菌感染，在治疗过程中我也服用过有可能改变意识行为的药物。所以，在我身上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除了我在昏迷中绝对真实的经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想到苏珊娜，想到当时那么明显的事情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发现的时候，我的确有些沮丧。那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让我安抚她，实际上，她是在试图安抚我，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觉得假装相信她的故事，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她展示我的好心好意。可事实并非如此。回望此事，再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场景,我忽然意识到，要我的作为医生的同事们来相信我的经历，我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
第三十一章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坚持认为，科学还原论(简化法)极度贬低了人类的奥秘。这种信念肯定会被归类为迷信那一类……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既是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灵魂存在于一个世界里)，也是物质的存在(我们的躯体和大脑存在于一个物质世界里)。
——约翰·C.埃克尔斯(1903-1997)
对于濒死体验，大概会有三个群体抱持不同的观点。第一类是相信者，他们或者自己经历过濒死体验，或者很容易接受这种故事。第二类是坚定的不相信者，比如昏迷之前的我。但这些人一般不会把自己归类为“不相信者”。他们很“确定”是大脑创造了意识，如果大脑失能，不可能有元神出窍或者类似的疯狂经历。不过，如果他们想要安抚别人的时候，会假装相信，就像我之前对苏珊娜做的那样。
第三类是中间群体。无论他身在何方，大概都听说过关于濒死体验的传闻。他们或者是读到了相关的故事，或者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毕竟，这种事情相当常见。这些中间群体的人士，是我的故事真正能帮到的。濒死体验的故事能给人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一个人抱着开放心态想要了解濒死体验时，如果他的询问对象是一名医生或者一名科学家，他们肯定会温和且坚定地给出这样的答案:濒死体验不过是一种幻象，是身体想要挽留生命的一种虚幻产物。而恰恰是这些科学家和医生，在我们判断事物真假时，拥有着绝对权威的地位。
作为一个有过濒死体验的医生，我或许可以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而且对此事想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我一个接一个地,梳理了一下我的医生同事们对此事可能会给出的“解释”。当然，以前的我也会如此。(更多细节请参看附录B，那里有我对神经科学假说的摘要。)
我的经历会不会跟那些低等动物的“装死”本能一样，只是一种原始的脑干程序，用以缓解最终的疼痛与苦难呢?我立即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很简单，我的经历、我在那里所听到的、看到的，以及这其中包含的高级感知意义，都不可能是大脑中的低级原始功能承载得了的。
那么我的经历会不会是一种大脑深层的边缘系统对个人记忆的反射呢?而且恰恰是这部分大脑承担着情感认知的功能。当然，这也不可能。如果大脑皮层无法发挥自己的功能，边缘系统也无法制造我的经历中所包含的既清晰又严谨的图景。
那我的经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所使用的药物而产生的幻觉呢?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些药物都需要大脑皮层受体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没有大脑皮层功能，这些药物根本没有施效的空间。
还有，有没有可能是“快速眼动期入侵”呢?这是一种睡眠失调症(与“快眼睡眠”相关，梦境就是在快眼睡眠期发生的)。在这种疾病中，自然神经递质如血消素，会与大脑皮层的神经末梢发生互动。不过很抱歉，这种可能也不存在。因为“快速眼动期入侵”同样需要大脑皮层作为配合，但当时我的大脑皮层已经无法运转了。
另外，还有一种为人所知的假定现象，名为“二甲基色胺转储”。在这种情况中，当人的大脑感受到威胁时，松果体会释放一种名为二甲基色胺(又名N-N二甲色胺)的物质。这种物质的结构跟血清素类似，也会导致人的幻觉。在我的个人经验中，从未尝试过二甲基色胺的功效。但我相信别人所说的，它可以制造相当强力的迷幻体验。或许，如果真有人彻底理解了我们的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现象才会有其真正的意义。
但是很明显，二甲基色胺所能影响到的人脑的部分，在我的案例中，是不可能被影响到的-因为它那时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在试图“解释"我的经历时，二甲基色胺转储的假设跟其他解释一样，都是缺乏论据的。迷幻剂会影响大脑皮层，但我的大脑皮层根本没给它们机会。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所谓的“重启现象”。它对我的经历的解释是这样的:在我的大脑皮层完全失效前，剩余的重要记忆片段和思维节点重新聚合导致了我的幻觉。就像一台电脑，在遭遇系统崩溃后，关机重启时会尽力去保存信息碎片。这种假说认为，我的经历也不过是大脑对信息碎片尽力地重新整理。如果大脑经历了长期的全系统受挫之后，就像我的脑膜炎所导致的，大脑皮层重新恢复意识功能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考虑到我的恢复情况是如此彻底，这种解释又几乎完全立不住脚跟。在世人的眼中，那些对灵性和精神的描述既显得扭曲无序，又有些荒谬。在灵性世界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非线性时间规则之后,我终于理解了这种看法的由来。在我们之上的那个世界里，时间的规则跟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即便那里的时间是非线性的，也不代表那里的时间是无序、混乱的。我昏迷期间在那里的经历就能说明这一点。以世俗的视角来看，我的经历中有两种与现世发生的直接关联。第一种是在我昏迷的第四夜和第五夜，苏珊·伦耶斯主动联系我的时候。第二种是我旅程的最后，在我周围出现的六张面孔。或许在你看来，在我昏迷期间，我的旅程与地球上所发生的所有类似的呈现，都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推测吧。
我越是理解了自己的状况，就越想在当下的科学文献中找到一种方式，去解释发生的一切。同时，我就越觉察到能力的匮乏。在那里，我的视角变得离奇地清晰，我的思维也像纯粹的概念流一样出奇地清澈。总之，我在那里感受的一切，都暗示着那是一种更高级的大脑功能呈现，而不是更低级的原始功能。但遗憾的是，我更高级的大脑“留在”了更高级的世界里。
我接触的关于濒死体验的“解释”越多，就越震惊于他们明显的浅薄。我对这一点很清楚，同时也有些懊恼。因为这种解释正是“之前的我”会给出的。
那些不是医生的常人，就不会给出这样的解释。如果我在灵性世界所经历的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肯定会让他觉得意义非凡。但是，这个经历是属于我的。
如果别人说，这个经历是“注定”要发生的，那会让我有些不安。因为我自己都很明白，这种说法既古怪又浮夸。然而，当我梳理了所有的细节，特别是当我意识到大肠杆菌——脑膜炎曾摧毁我的大脑皮层后，我却恢复得如此彻底，我不得不认真地去重新考虑这种可能性。或许，这一切真的“注定”是要发生在我身上的。
这种“注定”，更让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故事讲述给大家。
我一直跟我的专业领域内最新的医学文献保持着同步阅读，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很自豪。当我自己有所发现时，也会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又回归这个世界的经历，已经成为一条新闻，尤其是在医学界。如今我回来了，我决定将这次经历倾囊托出。就医学的视角来看，我的完全恢复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我可谓是一个医学奇迹。但我的去处以及一切真实的发生，让我决定，讲述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己医学和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同样要顾及自己被拯救者的角色。一个真实的故事所能实现的治愈功效，跟药物是一样的。苏珊娜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在我从自己的生身家庭那里得到回复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种感觉。发生在我身上的，也成为一条具有治愈功效的新闻。如果我不用心分享的话，我算得上什么治愈者呢?
从昏迷中苏醒两年后，我去拜访了一位密友，他也是我的同行。当时他主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神经科学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我认识约翰(不是他的真名)已经几十年了，在我心里，他不仅是个很好的人，还是个一流的科学家。
我对约翰讲述了昏迷期间的一些灵性之旅，他看上去很震惊。这种震惊并不是因为我的故事十分疯狂，而是他似乎终于弄懂了一些一直让他困扰的谜题。
大约一年之前，约翰的家里发生过一件事。那时，他的父亲已经重病5年。老人家已经丧失了行为能力，精神错乱而且十分痛苦。他自己想要死掉。
“求求你了，”约翰的父亲曾在久卧的病榻上说，“给我些药，或者任何能让我死掉的东西。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忽然有一天，约翰的父亲变得比之前两年都清醒和有说服力了。基于深入的观察，他跟约翰讨论了他的家庭和生活。然后，他扭头开始对着床头的空气说话。仔细聆听之后，约翰意识到，父亲在与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对谈。约翰的祖母已经去世65年，当时约翰的父亲也还只是个少年。在约翰的一生中，父亲很少提起关于自己母亲的事情。可忽然之间，他竟然开始与亡人欢快、愉悦地对谈。约翰看不见她，但他确定她的灵魂就在那里，准备迎接父亲。
几分钟后，约翰的父亲恢复了原样，眼里的神情也完全不同了。他微笑着，现出一种非常平和的神情。这种神情，约翰从未在自己的父亲那里见过。
“睡吧，爸爸,”约翰听见自己说，“放手吧，没关系的。”
然后，他的父亲闭上了眼睛，带着完全平静的神情慢慢睡去。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停止了呼吸。
约翰觉得他父亲与离世的祖母之间的相遇如此真实，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是个医生，他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很多人都见过即将离世的人经历的回反照(或曰终端清醒)，就像约翰在他父亲身上看到的一样。他们的神智在死亡之前会忽然变得无比清晰。对于这个现象，没有谁能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给出解释。他听完我的故事，就好像得到了一种期盼已久的许可，去相信发生在自己眼前的故事。这种许可也让他认识到一个深刻而令人欣慰的事实:我们永恒的灵性自我，比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感知的一切都要真实;而且我们的灵性与造物者无限的爱之间有一种神圣的关联。
第三十二章 人生的价值
你只有两种方式度过你的人生:一种是把什么都不当奇迹，另一种是把什么都当做奇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直到2008年12月，霍莉劝我去为将临期第二主日服务的时候，我才去了教堂。我的身体还有些虚弱，体重没有完全恢复，走路也有些摇晃。我和霍莉坐在第一排。迈克·苏利文主持了当天的活动，他走过来问我愿不愿意点燃将临期花环上的第二根蜡烛。我不太愿意，但又有什么催促着我去。我站起来，手扶在黄铜杆上，竟然轻松地走到了前面。
我“元神出窍”那段时间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在教堂里，曾经让我无动于衷的各个角落，现在则让我回忆起在异世界听到的乐声和见到的画面。赞美诗低音音符的声波让我想起地下王国的粗劣与痛苦。染污的玻璃窗户以及上面的云朵和天使，则让我想起那扇大门的宏伟。一张画着耶稣与门徒分享面包的油画，则让我感受到与理想王国的关联。回想起我在那里学到的无条件的爱的狂喜，我的身体禁不住战栗起来。
最后，我明白了宗教的真正含义。或者，至少我知道了它应该拥有的价值。我不只是相信上帝，我还了解上帝。当我蹒跚着走上圣坛领取圣餐的时候，泪流满面。
（待续）
埃本·亚历山大康复出院的时候，无论去到哪里，过去认识他的人都无比吃惊，感觉他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因为按照他患的那么严重的疾病，能完全地没有任何后遗症地康复，本身就是奇迹。
他之所以能奇迹康复，得益于灵界的帮助。他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血缘妹妹在他生病之前意外去世，他这个妹妹的灵体肯定是知道自己的哥哥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于是用一些办法让他的灵魂出窍，最特殊的是，让他出窍的灵魂完全忘记这一生的所有记忆，只保留胎儿时候的记忆。他的妹妹化身为天使，带领他进入奇妙的天堂。
因为如果他的离体灵魂对这一生仍有记忆，加上他身为脑神经科医生的职业，他肯定会被这个疾病吓坏的。不知道，所以就不会恐惧，不恐惧，就不会消耗能量。包括他苏醒过来的一段时间，他仍然不记得自己的身份，仍然没有回到现实中来，这对他的疾病康复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让他每天都处于高能量状态。在高能量状态，身体的自我恢复功能是最好的。
埃本·亚历山大在没有生这场特殊的疾病之前，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坚信意识是大脑的产物，大脑损坏之后，意识就不存在了。相信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人至今还是大多数，包括很多著名的科学家。
自从我深入研究玄学之后，我对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会奇怪。如果某天我遇到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张勇，但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说他不叫张勇，而是叫李宁。虽然他长得跟张勇一模一样，但他的性格跟之前的张勇完全不一样，他的言行举止跟之前的张勇完全不一样，对此我也不会奇怪。
我会这样想，这个人的肉体是张勇，但这个人的灵魂不是张勇，而是李宁。张勇在死亡的瞬间，李宁的灵魂钻进张勇的身体内，张勇的肉体由李宁来使用，而原来的张勇已经变成肉眼看不见的亡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