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领域深造了20多年的医生。本书在美国一经面世就迎来无数读者好评，连续15周蝉联《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并持续数周雄踞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榜首!仅在美国的销量就迅速超过了百万册!与此同时，本书更赢得了众多权威医学专家的诚挚推荐!
我的使命是讲出真相
（埃本·亚历山大）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1976年，我从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主修化学。1980年，我在杜克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医学院做了15年的外科副教授。
我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帮助治愈病人，更多地了解人体和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我生命的召唤。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然而，在2008年11月10日，我54岁的时候，一切的运气似乎都用光了。我突发了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在昏迷中度过了整整7天。
我的经历使我相信:身体和大脑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消失，即使人的躯体已经进入坟墓，他的意识体验并未终止。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依然在上帝的注视之下。上帝爱我们，注视着我们:上帝还注视着宇宙及宇宙中运转的一切。
我相信，我所到过的地方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真实，是因为与那里相比，我们现下的生活才更像梦境。这当然不是说我不珍视现在的生活。事实上，相比之前，我更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因为我看到了生活真正的来龙去脉。
我想，既然我被赋予了了解“生命在身体和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再继续”的特权，那么，将我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大家就是我的使命。
我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那些听说过类似经历并且愿意相信却未能找到相信理由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及其中所蕴含的信息，真诚地献给这些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接上）
第十六章 我确定那就是你
20世纪80年代，霍莉在北卡罗来纳罗利市的瑞文斯克罗夫特中学教书的时候，认识了塞尔维亚。在那里，她们还有个很亲密的朋友苏珊·伦耶斯。苏珊是个直觉很准的通灵者，但这并没影响我对她的看法。退一步说，尽管在我专业的神经学视角中，她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但她依然是个很特别的人。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打开第三只眼》，霍莉非常喜欢。苏珊经常对自己的客户使用精神疗法，其中有一项就是以通灵的方式帮助昏迷的病人。我昏迷后的第四天，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塞尔维亚忽然想到该让苏珊来试试。
塞尔维亚在教堂山的家里给苏珊打了电话，她问苏珊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帮助。苏珊说没问题，还询问了一些关于我病情的细节。塞尔维亚说我已经昏迷了4天，而且情况很不乐观。
"知道这些就够了，”苏珊说，“我今天晚上试试看能否找到他。”
在苏珊看来，所有陷入昏迷的人都进入了一种中间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昏迷的人既不在地球世界，也不在灵性世界，而是被一种独特而神秘的氛围包围着。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种现象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不过我没有像苏珊那样，将其归结为超自然力量。
在苏珊的经验中，陷入昏迷的人对于心灵感应的接受能力各有不同。她很自信，只要进入通灵状态就能很快联系到我。
“与昏迷病人的沟通,”苏珊后来告诉我说，“就像把一根绳子丢进一口很深的井。你陷入昏迷的程度决定了这根绳子的长短。当我试图联系你的时候，最让我惊讶的是那根绳子下沉的深度。绳子越往下走，我就越担心你是不是已经离开得太远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你,而你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整整5分钟的努力之后,苏珊的那根“精神绳索”终于有了一些反应。她说，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钓鱼的人，在鱼线下沉到水里很深的地方之后，终于感觉到了一股小小的拖拽的力量。
“我确定那就是你，”她后来告诉我,“而且我告诉霍莉,你还没有准备好回来。但你的身体知道该如何应对。我建议霍莉保持信心，在你的床前继续呼唤你。”
第十七章 来自地球世界的祈祷
周四的时候，我的医生确定，我所感染的大肠杆菌与以色列的病历所记录的大肠杆菌并不契合。他们也无法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种不契合并未预示我的情况会好转，反而让我的病情更加扑朔迷离起来。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个好消息，至少我的病不会成为“黑死病”那样的世纪灾难。但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医生们有十足的证据怀疑:我的病情是史无前例的。
绝望和无望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医生们显然不清楚我是如何患上这种疾病的，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从昏迷中醒来。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因为细菌性脑膜炎而持续昏迷的病人,还没有可以完全恢复的先例。如今，我已经昏迷4天了。
每个人的压力都不言而喻。周二的时候，菲利斯和贝特斯已经决定，任何有关我可能死亡的话题都不能在病房提及。因为她们觉得，还有那么一部分的“我”在这里。周四一早，简向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询问我幸存的几率。在病床另一侧的贝特斯听到护士说:“请不要在这个房间里询问这种问题。”
简和我关系一直都很亲密。在家里，我们俩看上去跟其他兄弟姐妹并无不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被领养的，这令我们不可避免地有了一种奇特的关联。她一直密切注意着我的情况，而对于现状的无力与焦虑则让她徘徊在崩溃边缘。简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需要回家一趟。”她说。
床边有太多的人陪伴着，大家都觉得，房间里少一个人或许会让护士小姐工作起来轻松一些。
那天下午，简先去我家打包了行李，然后开车回特拉华。离开之前，她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感受:无力。实际上全家人都有同样的体会。很少有什么情况能比看见自己爱的人陷入昏迷更糟糕的了。你想帮他，但是爱莫能助。你期待着他能睁开眼睛，但他不能。昏迷病人的家属常常会把病人的眼睛扒开，好像这样就能让病人醒来一样。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反而会影响大家的士气。昏迷中的病人会失去对眼睛及瞳孔的控制。掀开深度昏迷的病人的眼睑，你或许会发现他的左眼与右眼正望着不同的方向，而且眼神中毫无生气。那几天里，霍莉有好几次扒开我的眼皮，每当她看到我歪斜的眼球和涣散的眼神时，都只会更加难过。
简走了之后，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菲利斯开始向我的医生们撒气。病患家属与医院之间的这种冲突，我在之前的从医经历中已经见过无数次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更多一些信息?”她非常气愤地问贝特斯,“我发誓，如果埃本在的话，一定会把真相告诉我们。”
事实上,我的医生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其实菲利斯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我的病情带给他们的伤痛与烦躁，让他们没有办法理性地对待。
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研究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手术的时候，我有一个工作伙伴叫杰伊·吕弗勒。他现在是马萨诸塞公共医院射线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周二的时候，霍莉给他打了电话。她觉得，或许他能给出一些别人无法给出的解释。
当霍莉向他描述我的病情时，他觉得或许霍莉把其中的一些细节搞混了。因为在他看来，霍莉说的这些都不太可能发生。在霍莉努力解释后，他终于相信我因为大肠杆菌引发的脑膜炎而陷入昏迷，而且没有人知道发病诱因。他开始给全国最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打电话询问，可在他所询问的人中，没有一个听说过我这样的情况。他又去查阅了医学文献，一直往前浏览到1991年的资料。所有成人因为大肠杆菌罹患脑膜炎的病例中，病人都是因为经历了脑神经外科手术而感染。像我这样的，尚属首例。
从周二开始，杰伊每天都至少打一次电话过来向菲利斯或霍莉询问我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我的另一位好朋友，脑神经外科专家斯蒂夫·塔特也每天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并提供建议。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情况是医学史上的首例。自发感染的大肠杆菌脑膜炎在成人中非常罕见，全世界的人口中每年感染这种病的比率都不足千万分之一。跟其他不同种类的阴性细菌脑膜炎一样，这种疾病非常危险。如果人体遭受这种细菌的攻击，90%的病人会像我一样，从一开始就遭遇急速的神经功能丧失，然后去世。而且，这个死亡率是我刚进入急诊室时的数值。时间缓缓地走着，我的身体对抗生素没有产生丝毫反应。死亡率已经从90%向100%慢慢攀升。像我这样的情况，即使幸存下来，在接下来的后半生里，大抵也离不开24小时的看护了。所以，我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绝对称得上前无古人。医生们没有任何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其他病例。
从周三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霍莉会带着邦德过来探视。但到周五的时候，她开始思量，这些探视对我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一周早些时候，我偶尔还会动一下，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护士会抚摸我的头，用更多的镇静剂好让我安静下来。这种画面，对于我10岁的儿子来说不是好事。让他看着病床上那具跟他的父亲全无相似之处的躯壳，已经够让他难受的了。如果再让他看到这具躯壳已不受大脑的控制，则更加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我越来越不像他记忆中的那个人。在他的眼中，现在的我不过是一具无法辨认的躯体。这具躯体既野蛮又陌生。
到这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身体的这些动作都逐渐消失了。即使是那种由低位脑干和脊髓控制的，在死人身上都会出现的机械化的原始反应，在我的身上也消失了。我不再需要镇静剂。
更多的家人和朋友打电话过来询问，想确认自己是否该过来拜访。周四的时候，霍莉决定谁都不要来，因为在我的重症监护室已经来过太多人了。护士曾经强烈建议她减少访客数量，因为我的大脑需要休息，周围越安静越好。
另外，来电话的这些人的腔调也有了重大转变。他们从最初的关切、希望我尽快好起来，慢慢地转向了安慰和对我好转的不抱希望。有时候，霍莉看着周围的一切，觉得好像已经失去我了。
周四下午，有人敲响了迈克·苏利文的房门。敲门的是他在圣约翰教堂的助手。
“医院来电话了，”她说，“一个照顾埃本的护士说有话要跟你讲，而且十分紧急。”
迈克接起了电话。
“迈克,”护士告诉他，“请你马上过来，埃本快要死了。”
作为一个牧师，迈克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牧师见证的死亡和死亡带来的伤害，几乎跟医生一样多。但当他真正听到“死亡”即将发生在我身上时，还是有些震惊。他给自己的妻子佩吉打了电话，请她为我们祈祷:为我祈求下一步的顺利，为他祈求可以从容应对。然后，他驾车穿过冰冷的雨抵达医院，眼里已经满是泪水。
当他进入我的房间时，所看到的场景跟他上次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菲利斯坐在我的旁边，握着我的手。这个动作在她周一晚上抵达后从未间断，大家轮流握着我的手，保证我与这个世界的关联。在呼吸机的帮助下，我每分钟会呼吸12次。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她们在我床边的机器间穿梭来回，记下各种与我身体相关的数值。然后，另一个护士进来了。迈克问是否是她打的那通电话。
“不是，”她回答说，“我今天早上一直在这里，而且病人的情况跟昨天夜里相比没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11点的时候，霍莉、母亲、菲利斯和贝特斯都坐在病房里。迈克建议她们一起为我祈祷。房间里的每个人，包括那两名护士，都手牵手围在我的床边。迈克又为我的健康和恢复真挚诚恳地祈祷了一次。
“主啊，请把埃本带回给我们。我知道您是可以做到的。”
但，还是没有人知道打电话给迈克的是哪个护士。不过不管是谁，这都是件好事。因为来自地球世界为我的祈祷，最终被接收到了。
第十八章 暂时的遗忘
我现在的意识如此广阔，广阔到似乎可以容下整个宇宙。你有没有通过有噪音的电台听过音乐?假如你逐渐习惯了这种音质，然后忽然有一天，有人帮你重设了频率，你听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清晰、高品质的版本，你不可能注意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不可能感受不到原来那种音质里包含的嘈杂。
当然，这也是意识工作的方式。人们逐渐习惯了自己的意识领域。我曾不止一次地向病人解释，当情况改变一段时间后，这种不适感会逐渐减弱，或者至少在感觉上会逐渐减弱，因为身体和大脑逐渐适应了新的情况。如果周围的变化存在的时间足够长，你的大脑会逐渐忽略它、绕过它，或将这种情况理解为常态。
实际上，我们受限的地球思维跟应有的“思维常态”相距甚远。当我深深地沉浸在理想王国的核心时，我第一次对这种美好的常态有了自己的认知。我依然对自己地球的经历毫无记忆，但这对我的个人体验毫无影响。尽管在那里的时候，我遗忘了自己在地球上的一切;但如今我在地球上的时候，却清晰地记得那里给我的真实感。我是一名宇宙公民，在宇宙的复杂和广阔之中蹒跚，掌管我的是完全的爱。
我在躯体之外的发现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回应了一年之前与我的生身家庭重新建立联系时的感觉。最终，我们没有谁是真正的孤儿。我们都处于这样的位置，我们都有“其他的家人”在注视着我们，关爱着我们。或许我们暂时遗忘了他们是谁，但如果我们展开自己的视野，发现他们的存在，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自己的地球时光。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爱着的。我们的造物者，深深地了解和关怀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他对我们的爱，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存在着。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第十九章 近乎破灭的希望
到周五的时候，我已经进行了四整天的抗生素静脉注射，但我的身体依然毫无反应。朋友与家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未能到场的都在各自的教堂里为我进行了集体祈祷。那天下午,我的妹夫佩吉和霍莉的好友塞尔维亚都来了医院。霍莉尽力在脸上挤出放松的笑容，欢迎他们的到来。贝特斯和菲利斯依然保持着“他一定会好起来”的观点，不惜一切地期待着我的好转。但时间分秒流走，她们也越来越难以说服自己。尽管贝特斯在病房里下了“不能说消极的话”的命令，但实际上，病房里更像是充满着“不能说实话”的气氛。
“你觉得如果位置互换的话，埃本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吗?”那天早上，又一个无眠之夜后，菲利斯问贝特斯。
“你这是什么意思?”贝特斯反问道。
“我是说，你觉得他也会像我们一样时刻不离地守候在重症监护室吗?”贝特斯以一种近乎完美而简单的反问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你觉得，除了在这里守着，他还会去别的地方么?”
尽管她们俩都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一直坐在那里;但她们也知道，要我数小时地坐在一个地方并不容易。“我们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事是必须做的，但守在你的床前第一次让我们有了这种感觉。”菲利斯后来告诉我。
最让菲利斯担心的，是我的双手和双脚还是蜷缩着，就像枝头没了水分供养的树叶。对于中风或者昏迷的病人来说，这是正常的，因为四肢中的主要肌肉群正在萎缩。但对于家人和其他朋友来说,这种现象很难接受。看着我的时候，塞尔维亚一直告诉自己要相信我会好起来。可即使对她来说，这希望也越来越秒茫。
霍莉也越来越自责,觉得如果早一些上楼，如果……或许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家都尽力劝她不要这么想。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即使我能康复(当然康复这个词实际上已经不适合我的情况)，我也需要至少3个月的集中恢复训练。而且我还会有慢性的语言障碍(如果我大脑中的语言功能受损没那么严重的话)，甚至极有可能在余生都离不开专业的医疗护理。这还是最乐观的情况。尽管情况听起来很糟糕，但这种情况与现实相比，也类似于一种幻想了。我曾有过的良好状态，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重现了。
大家都尽力不让邦德知道所有的细节和真相。但周五他放学后来到医院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医生与霍莉的对话。医生所说的大抵都是霍莉知道的，但邦德还是第一次知道。
希望近乎破灭，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那天傍晚，该送邦德回家的时候，他拒绝离开我的病房。一般情况下，病房里只能留下两个人守护，否则护士们很难顺利开展工作。大约6点的时候，霍莉非常温和地告诉邦德该回家了。但他不肯从椅子里起来，依然专心地画着白细胞与细菌的战斗。
“反正爸爸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他的语气中有些苦涩又有些请求的意味,“为什么我不能留在这里呢?”
于是，傍晚剩下的时间里，大家只能每次一人，轮流进来，好让邦德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但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早晨，邦德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霍莉把头探进邦德的房间叫他起床的时候，本周第一次，他说自己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呢?”霍莉问。
“因为，”邦德说，“我很害怕。”这句话其实是所有人的心里话。
霍莉自己走到厨房待了一会儿。然后，她回到邦德的房间，问他是否确定真的不想去医院看爸爸。
他看着她，停顿了很久没说话。“好吧。”最终他同意了。
在大家持续的守候以及医生和家人之间充满希望的对谈中，周六白天很快过去了。而此时，大家对希望的期待，已经不再那么热情了。每个人对希望的信心都比前一天又弱了一些。
周六晚上，把我的母亲贝蒂放到酒店之后，菲利斯在我家待了一会儿。外面漆黑一片，没有一扇窗子透出光亮。从我入院的那个下午起，这雨已经下了5天。她穿过泥泞的街道，步履蹒跚。对于弗吉尼亚高地而言，这种连绵的雨并不常见。这里11月的天气，大都是晴朗的，就像之前的那个周末。但如今看来，那一天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而天空似乎从来都没有放晴过。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菲利斯开了房门，打开灯。从周一开始，就不断有人过来，为我们留下食物。尽管还是不断地有人送食物过来,但半是希望半是忧虑的情绪在这个房间里，逐渐变得更加黑暗和绝望。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家人一样，都知道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有那么一瞬间，菲利斯想把壁炉点上，但紧跟着，一种更为冷淡的情绪阻止了她。有什么必要呢?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和低落。她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半小时后，塞尔维亚和佩吉也回来了。看到沙发上熟睡的菲利斯，他们轻轻地步入书房。塞尔维亚走到地下室，看到有人忘记关冰箱门。冰箱里滴出来的水已经在地面上汇成一个小水洼，有些食物也解冻了，其中包括几块很好的牛排。
塞尔维亚跟佩吉说了地下室的情况，两个人决定好好利用这些食物。他们给家里的其他人和一些朋友打了电话，然后开始做饭。佩吉又去外面弄了一些小菜，筋疲力尽地弄了一桌即兴的大餐。很快，贝特斯和她的女儿凯特、丈夫鲍比以及邦德加入了他们。他们席间的讲话很谨慎，尽量绕开我的话题。但毫无疑问，大家心里都觉得，饭桌上缺席的男主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霍莉回到医院为我继续无休止的守夜。她坐在我的旁边，握着我的手，重复着苏珊教给她的祷文。她强迫自己去相信祷文字里行间的含义，发自内心地希望这些祈祷会有作用。
请聆听我的祈祷。
你曾治愈过别人，现在是你被治愈的时候了。
有很多人都爱着你。
你的身体知道该怎么去做。现在还不是你离开的时候。
（待续）
我是临床医生出身的，我完全相信埃本·亚历山大的病情是史无前例的，这么严重的昏迷这么长时间的化脓性脑膜炎能彻底地康复，真的是一个奇迹，纯真的、虔诚的爱真的能创造奇迹。
在正常情况下，医生这么告诉病人家属：“这个病人能醒过来的希望是万分之一，就算能醒过来，也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终身需要人照顾，所要花费的钱是一个无底洞，你们家属好好商量，然后决定该怎么办？只要你们不放弃，我们医生肯定不会放弃，如果你们决定放弃，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
家属通常的选择是这样：“权威医生都这样说了，我觉得再治疗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算万一能醒过来，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需要花的钱是一个无底洞，对我们家属是一个折磨，对患者本人也是一个折磨，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放弃吧，把他送回家吧，让他死在家里总好过死在外面，我们好好准备他的后事吧。”
我曾经做过一次较大的手术，打的是全麻，什么都不知道，过后也无法回忆得起来，然而在一次进入恍惚的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我居然体验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在给我做手术的感觉。我没有看清楚给我做手术的医生长的什么样子，但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感觉真真切切，栩栩如生，这种体验绝对不是做梦，而是我潜意识中的记忆再现出来。
我在睡梦中也曾经有灵魂出窍的体验，灵魂出窍的感觉非常真实，看的东西清清楚楚，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坟墓，坟墓前点着燃烧的蜡烛，地上的草非常清新。我路过一个大水池，水池大约有两米多深，水非常清澈，水底的泥看得清清楚楚，水里的鱼看得清清楚楚。
灵体的移动是飘着走的，周围的景物非常清新清晰。远远比我在现实中看到的东西清晰得多（我有近视眼，我灵性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肯定比我肉眼看到的东西清晰得多），我在睡梦中灵魂出窍的体验只有过几次，灵魂出窍跟普通的梦是完全不同的。
